国家政治对传统医疗空间的再造（续）

有一些联合诊所是通过巡回医疗队定点转化而成，四川江津县从1953年开始组织巡回医疗组下乡，到1955年四月，全县已有巡回医疗组103个，在巡回医疗实施办法中说明，巡回医疗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农村医疗预防工作，防止封建迷信“求神治病”的发生，照顾缺医少药的边远山区，开展卫生防疫和爱国卫生运动。

巡回医疗的组织是以区为空间单位，所属乡分设若干小组，由区卫协会负责管理，初期采取流动巡回医疗的形式，然后逐渐在中心地方固定行医。巡回医疗组的资金由参加人员自行筹集，巡回医疗收费在当天巡回地区，不分初诊复诊，一律收诊费七分，出诊当天巡回地区，按统一出诊收费标准减半收费，药品利润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对贫苦农民酌免医药费的一部或全部。

当同年巡回医疗发展为固定性的医疗组一百一十七个，流动性的医疗组四十七个时，这些组织先后就发展成为当地的联合诊所。普遍建立联合诊所以后，绝大多数地区的巡回医疗便由当地诊所承担，由诊所统一核算。（[151]）

如果是药店直接转成联合诊所，资金来源往往是由药店的资本折算，如江苏的小镇丰利镇的卫民诊所的第一分诊所，就是由葆春吉、种福堂两家中药店联合组成，资金由两家中药店全部中药生材和药柜作为资金折价入股，合计资金1200元。（[152]）

如果没有药店资本做垫付，筹备资金则由参加人员平均筹集或自由借贷，贷款给予合法利息。还有的诊所每月收入除开支及成本外，按民主评定的百分比发给。江苏江都县丁沟联合诊所的合同中就明确规定了入所中医们的工作分工和利润分配比例。职责包括正副所长、研究、会计、调剂、事务等的分工办法。民主评定出的七个人的利润分配比例是：景一波得百分之十六，王子刚得百分之十一，刘西伯得百分之十九，朱圣清得百分之十四，韩石彬得百分之十四，袁定生得百分之十四，刘万彬得百分之十二。每月评定一次。每月所得净利超出二百五十万元（现行人民币250元）之款被用做福利基金。（[153]）

除了由药店建立的联合诊所之外，一般都自己设立药物调剂室。江西金川镇在1944年成立了金川镇中医联合诊所，仍采取开处方到药店买药的办法，不久即自行解散。1951年7月，新成立的中医联合诊所由县民政科拨款100元，县卫生院借给部分资金开设以提炼中药为主的中药调剂室。（[154]）

拥有自己的药物调剂室的好处是可以避免为药房所坑骗，一些联合诊所在点货时主动将不合规格药品完全焚毁，丸散药都按局方定量制剂，保证药质的纯真。过去分散开业时，药价没有一定规格，诊所则作到明码实价，较过去药价可平均降低20%.（[155]）

诊所中的人际关系往往是相互制约的，宾县第一区中医联合诊所的医生邹运午为增加诊费收入，给老乡治疗，处方上开些高价药，就被看作是单纯营利的表现，遭到开会批评。（[156]）

联合诊所有把分散在各个地区的个体中医资源聚集在一起的作用，却要解决医疗资源不平衡的问题，比如诊所设在何处才能以最佳的辐射角度兼顾更多人群的就医需要，一旦搞不好，反而会牺牲一部分人的就医机会。有些地区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四川灌县的龙溪乡在1954年成立联合诊所后，根据人口分布，路途远近，地势高低等情况，下设四个点，直接送医送药到田间院坝。（[157]）南昌县卫协会第十二区渡头中医联合诊所的章程中也加入了一条“本所医师其中一部分依照地方习惯便利病家，仍照常继续往各市集应诊”的条款，目的是不想使联合诊所完全以静态的方式存在，而缺少了传统中医走诊的动态传统。（[158]）

北京地区的联合诊所更是北京市公共卫生局一手策划设计的结果，甚至其分布空间的秩序都体现出了刻意安排的痕迹，从1951年到1955年北京共组织了四十三个联合诊所，二十八个分诊所，绝大部分是以进修过的中医为骨干。这些联合诊所分设在市辖的关厢区、工矿区和近郊农村地区。这样的空间安排是想借助中医的力量，使公共卫生系统的触角伸向城乡的各个角落，特别是配合居主流的公立医疗机构进行医疗预防及季节性的卫生防疫工作。临近农村的联合诊所还根据农村的情况组织巡回医疗，使中医逐渐学会了模仿西医的巡回模式。（[159]）

联合诊所的大量出现使“中医”的个体行医方式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基本被排挤到了一种边缘化的位置。因为联合诊所的组成是以杜绝私人行医为基本前提的。江苏江都县一个联合诊所的章程中就有两条规定，其中第十三条：“本所医师不得私自应诊。”第十四条：“本所医师私自应诊经调查确实，按照诊例加倍处罚，并在大会提出批评与检讨。”（[160]）在这些规条的制约下，中医们不仅逐渐学会了如何以群体聚集的方式诊疗治病，更学会了一种不同以往的新型生活态度。

结论

本章处理的是中医与现代政治体制的互动关系,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中医在乡村基层社会中是以自身一种独特的秩序寂静有序地存在着。中医的“个体化”特征使其星罗棋布地分散在民间的秩序网络中时,其组织形态只能通过职业利益松散地组合在一起,而且这种组合与民间的仪式周期基本吻合,如各地“药王会”对药王祭祀的一致性。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中医组织的自我认同与政府对各种政治目标的设定没有直接关系,更不会自上而下地形成一套贯穿中央与地方的医疗管制系统。

二十世纪初年,情况有了很大变化,随着现代国家建设步伐的加快,国家在医疗领域中开始了“行政化”的转轨。所谓“行政化的转轨”大致包涵了两个层次的涵义:一是通过西方式的卫生行政制度在大规模的防疫运动中整合医疗资源,这些资源的调动和使用全部以西医的规训效果为标准;二是根据中国医疗资源在城市(城乡)分布的不均匀状况,提出“公医制”的构想。

医疗行政化的构想一旦被强化或付诸实施，中医的存在就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以往对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西医论争”的研究往往过度集中于对学理分歧的探讨上。实际上，“中西医论争”的症结主要在于呈个体分散状态的中医是否有可能或应该被整体性地纳入国家的医疗卫生行政系统。余岩提出“废止中医案”的核心并不在于辨析中医“玄妙”与西医“科学”的差异，而是直截了当地抨击中医无法在现代医疗系统中被“行政化”。“行政化”的目标自然是以西医为范本和标准，因此，“中医”是否应被西医“行政化”立刻变成了中医生死攸关的焦点问题，中医自身围绕此问题也经历了从抗衡到妥协的复杂心理转换过程。（斯科特的一本新书，seeing like a state，从知识论的角度来讨论，国家的治理需要的知识形态）

中医是否应被容纳到“公医”体制中，在行为层面上最集中体现在是否允许其加入防疫系统。国民政府时期与废止中医的基调相吻合，其政治策略基本倾向于把中医排斥在防疫体系的社会动员视野之外。五十年代以后，政府开始在城乡大规模的防疫行动中接纳经过短期培训的中医，但其结果却是以中医的日益“西医化”为代价的。

中医的被改造过程也是国家意识形态通过各种新型的组织形式对社会进行渗透重组的总体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上个世纪初，散布于各地的中医师公会仍属于靠医术认同自由组合的基层同仁组织，国民政府虽通过中医考核和党派渗透施加影响，却基本无法改变其自愿组合的色彩。//（共产党政权治理方式的根本改变……，以50年代为具有根本性质的转折点……对于大川的叙述，50年代作为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转折点。）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各地医协会和联合诊所的成立虽然仍以自愿参与的面目出现，但大部分中医却已无法按自然的状态安排自己的生活轨迹了，因为各种医疗组织的成立不单单是一种医疗资源的再分配过程，或者简单地是一种“公医制”在基层社会的实践过程，而是与多种大规模政治运动如抗美援朝、土改运动和私人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展开相伴而行的，各种基层卫生组织的运转表面上是医疗体系的转换过程，实际上更是国家政治意志在基层体现程度的一种表达方式。



这样把中医划分成甲乙丙几等的作法，其依据的标准首先反映出了以城乡空间的差别来评判中医水平高低与素质优劣的趋向，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评判不是按照优秀中医区域分布的真实状态做出的，因为在实际的区域分布中，城市和乡村均有相当优秀的中医存在。这样的判别却仅仅以城市中医的水平为甄别标准，其目的恰恰是以是否参加过西医进修作为衡量中医水准高低的尺度。

再看看政治分层的标准，福建省卫生厅在1958年以闽候县为重点对各类社会开业人员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这次调查的一个标准显然是以“政治”态度为依据的。闽候县当时有中医、西医、护士、助产士共计一千零九十一人，其中共产党员只有八人，共青团员十四人，党团员仅占全县医务人员总数的2.01％，而反动党、团、会道门分子、伪军政人员、劳改犯、政治历史不清的人员则占多数，这些人被认为是受资产阶级思想和反动政治影响很深。马尾区一百五十二个社会开业卫生人员中，参加过反动党团和反动会道门、伪军警、伪保甲长、汉奸、特务、土匪、伪职员等共计五十二人，占总人数34.2％。全县五十二个联合诊所（包括分所）的二十二位正副主任中。伪军政人员、伪保甲长、特务嫌疑分子等达十六人，占领导成员73％。（[108]）（当时整个就是一“泛政治化”）

再分析一下北京市在1963年的一份调查，调查认为联合医疗机构中有不少人是社会渣滓、五类分子、被清洗的分子。东城区九十四名开业医生中，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四十七人，占开业医生总数的50％。其中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特务嫌疑或与国外有联系的十七人，“坏分子”八人，“历史反革命”九人，一般政治历史问题十三人。

根据这样的分层标准，象门诊收费较高这种事情，均被以“资本主义经营作风严重”而定了性。如西城区中医孙书琪，自订收费名目十一种，打听病情收三角，诊“喜”脉收四角，查心肺加一角，量血压收一角，写参考处方收五角，开诊断书收三角，就被视为“政治问题”。如果某位中医医术不高，也往往很易和他的身份联系起来加以联想定位。中医王舜耕据说技术不高，却称专治肝炎、肿瘤、神经衰弱、心脏病，多次受邀给中共高级干部看病。东城区卫生局曾多次想加强管理，王舜耕不向卫生局报告病人就诊情况，拒绝参加开业医生的技术测验。于是区卫生局从药品供应上对他加以限制。王舜耕就托负责干部出面干预。除了中医技术的因素外，王舜耕成为焦点显然与他曾任自贡市经济检查大队（中统组织），国民政府中央教育部中医顾问，后经陈立夫、陈果夫赏识，入选候补立法委员的身份有关。（[109]）

分层的后果

[1] “我们家的诊所”，载费振钟著《悬壶外谈》，浙江摄影出版社1998年版，页209-210。

[2] 同上。

[3] 《上饶地区卫生志》，黄山书社1994年版，页208。

[4] 《光山县卫生志》1986年7月。

[5] 《温江县卫生志》，1998年12月，页231.

[6] 《铜鼓县卫生志》，1993年版。页111.

[7] 王槐松：“李泽清先生悬壶逸事”，应城市卫生局编：《应城文史资料•卫生史料专辑》。

[8]

6，参见梁其姿：“明清中国的医药入门与普及化”，载《法国汉学》第八辑，中华书局2004年版，页155-179.另有中医还须诵读近代医书如《医学衷中参西录》，有的地区如常德地区的中医授徒则通俗与深奥经典兼顾，如研习书目有《医学三字经》《药性歌括四百味》和《汤头歌诀》等。



[9] 《铜鼓县卫生志》，1993年版，页111.

[10] 王槐松：“李泽清先生悬壶逸事”，《应城文史资料》，页171－172。

[11] 同上。

[12] 彭景星口述，彭慕斌整理：《我的从医生涯》，《应城文史资料》页179。

[13] 李涛：《北平医药风俗今昔谈》《中华医史学会五周年纪念特刊》民国30年12月版，页125

[14] 《光山县卫生志》，1986年7月。页150.

[15] 《上饶地区卫生志》，黄山书社1994年版，页209。

[16] 陈惠生：“黄陂县建国初期的诊所药店”，《武汉文史资料》1998年1期，总第71辑，《黄陂文史》第5辑，页173－174。

[17] 江油市卫生局编：《江油市卫生志》，1997年版，页208－209。

[18] 麦高温：《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朱涛、倪静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页197－199.

[19] 沅陵县卫生局编：《沅陵县卫生志》1989年6月版，页74。

[20] 《松滋县卫生志》（1911-1985）,1985年。

[21] 《新都县卫生志》，1983年4月。页30-31.

[22] 史晓风整理：《郓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页597,613,653.

[23] 参见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中西医结合研究会河北分会铅印本。

[24] 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李泽厚，汪晖

[25] 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看》，页234。

[26] 桂华岳：《社会问题与现代医学之任务》，载《医界春秋》第五十八期，第五年第十号，民国20年4月15日版，页3。

[27] 《中央卫生委员会议议决“废止中医案”原文》《医界春秋》第三十四期，民国18年4月10日.

[28] 余云岫：“请明令废止旧学校案原文”，《医界春秋》第三十四期，民国18年4月10日出版，页11。

[29] 邹谠，页50

[30] 《医界春秋》页10

[31] 据赵洪钧的统计，辛亥革命后到1949年以前，中医界至少出现了十次全国性的抗争运动，参见《近代中西医论争史》，页96-97.

[32] 《附褚民谊对新旧医药纷争之意见》，《医界春秋》第三十四期，页33。

[33] 《附汪企张与卫生部薛部长书》《医界春秋》，第三十二期，民国18年2月10日，页30。

[34] 《上海国医学院为中央卫生会议废止中医案宣言》，《医界春秋》第三十四期，民国18年4月10日，页16

[35] 《医界春秋》（二周年纪念特刊）顾惕生序，民国17年7月10日。

[36] 翔山布衣：“读行政院汪院长致立法院孙院长函之感想”。《医界春秋》第一零八期，第九年第十二号，民国24年12月15日

[37] 丁少候：《改进中医药之建议》《国医公报》第四卷第一期，民国25年11月，页3

[38] 陈逊斋：《为订立国医条例上立法院意见书》，《国医公报》第九期，民22年9月。

[39] “本社驳斥中央卫生委员会取缔国医议决案之通电”《医界春秋》第33期，民18年3月10日。

[40] 陈逊斋：《为订立国医条例上立法院意见书》，《国医公报》第九期，民22年9月。

[41] “关于五全大会‘政府对中西医应平等待遇以宏学术而利民生案’之感想与希望”，《医界春秋》第一零七期，第九年第十一号，民24年11月15日。

[42] “全国医药团体请愿团之报告”，《医界春秋》第三十四期，民18年4月10日。

[43] 俞松筠编著：《卫生行政概要》，正中书局民国36年4月初版。

[44] 同上，页72

[45] “湘省府决定推行‘公共卫生各步骤’”，《医界春秋》第八十七期，第八年第三号，民23年2月15日。

[46] “长沙市国医公会等快邮代电”，《医界春秋》第八十七期，第八年第三号，民23年2月15日。

[47] 同上。

[48] 许半龙：“几个西医学理上的弱点”，《医界春秋》，第九十八期，第九年第2号，民24年2月15日，页7。

[49] 李克 ：“我国固有之防疫方法”，《国医公报》第三卷第十期，民25年8月，页17。

[50] 钟均祥主编：《梧州市卫生志（1862－1989）》1991年8月。

[51] 《三台县人民医院志》1985年8月。

[52] 泉州市卫生志编纂委员会编：《泉州市卫生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页390。

[53] 湖北省荆门市卫生志编纂委员会：《荆门卫生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页169。

[54] 《富顺县卫生志》，页242。

[55] 富顺县卫生局编：《富顺县卫生志》，1988年12月，页242。

[56] 松滋县卫生局编：《松滋县卫生志》（1911－1985），1985年。

[57] 铜鼓县卫生志编纂委员会编：《铜鼓县卫生志》1993年版，页112。

[58] 天门县卫生志编辑室：《天门县卫生志》，页78，1984年2月。

[59] 保靖县卫生局编：《保靖县医药卫生志》，1983年，页63。

[60] 《医界春秋》第一零六期，第九年第十号，民24年10月15日，页1。

[61] 梁春煦：《中央国医馆整理医药学术标准大纲谮评》《国医公报》第四期，民22年3月，页90。

[62] 黎伯概：“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草案批评书”，《国医公报》第五期，民22年5月，页79。

[63] 《国医公报》第三卷第二期，民24年12月，页78。

[64] “武进县参会电卫生部请扶植中医师”，《华西医药杂志》第三卷，第1，2，3期合刊，民国37年6月15日，页43。

[65] “关于国医条例审议之经过”，《医界春秋》第八十一期，第七年第九号，民22年8月15日，页25，页27。

[66]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中医条例”，《医界春秋》，第七年第二号，民25年2月15日，页17。

[67] 《医界春秋》第十年，第二号，民25年2月15日，页18。

[68] 《医界春秋》第九十一期，第八年第7号，民23年6月15日。

[69] “吴县中医公会议决反对江苏省管理中医暂行规则及检定中医规则之理由”，《医界春秋》第九十一期，第八年第7号，民23年6月15日，页39－40。

[70] 涿县医疗防疫大队：“从涿县卫生工作实验中说到中西医的团结与改造”，《人民日报》1950年1月1号。

[71] 参见俞松筠编著：《卫生行政概要》，正中书局，页71。

[72] 合川县卫生局编：《合川县卫生志》，1988年8月，页48。

[73] 《塘栖镇志》，上海书店1991年版，页132。

[74] 李鑫海：“纠正了我的不正确思想”，《星群医药月刊》第二卷第十一期，1952年3月15日，页4－5。

[75] 钱今阳：“为什么要防疫和中医界应注意的几点？”《新华医药》，第六卷第一期，1950年8月17日，页85。

[76] 《新华医药》第一卷第八期，页127。

[77] 《星群医药月刊》第二期，1950年6月1日，页67。

[78] 《茶陵县八团乡志》，页219。

[79] “蚌埠市中医参加夏令防疫宣传工作小结”，《星群医药月刊》第二卷第十期，页59，1952年2月15日。

[80] 金寿山：“从种痘工作中得到的教育”，《新中医药》第一卷第十期，1950年12月26日，页185。

[81] 中医在各种卫生运动中确实学会了运用多种政治语言的表述，如“做好卫生工作是强国强种的重要措施”等等政治话语。参见高 如：“怎样做好爱国卫生的宣传工作？”，《新中医药》第三卷第八期，1952年8月26日，页143。

[82] 同上，页185，钱今阳也曾指出：中医师种痘时在技术上要统一，一律采用平压法，不可因袭旧式，各用各法。钱今阳：“贯彻预防为主─普遍种痘”，《星群医药月刊》第二卷第一期，1951年5月1日，页23。

[83] 罗慎铭：“争取进步的学习”，《星群医药月刊》第三期，1950年7月1日，页7。

[84] “上海市夏季防疫工作片断”《人民日报》1950年6月27日。

[85] 参见雷祥麟：《负责任的医生与有信仰的病人－中西医论争与医病关系在民国时期的转变》，《新史学》十四卷一期，2003年3月，页72。

[86] 陆渊雷：“在全卫会议中提供中医组的意见书”，《新华医药》第一卷第7期，1950年9月17日，页107。

[87] 彭庆昭：“华北防疫医疗队是怎样团结改造中医的？”《人民日报》1949年4月16日。

[88] “中西医团结与中医的进修问题”，《新华医药》第一卷第四期，1950年6月17日，页54。

[89] 钱今阳：“为实现全国卫生会议议决三大原则告中医同业”，《新华医药》第一卷第八期，1950年9月17日，页114。

[90] 薛一尘：“革新中医第一步要求”，《新华医药》第一卷第十期，1950年12月26日，页147。

[91] 参见“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规定”，《星群医药月刊》第三卷第十期，1952年2月15日，页56。

[92] 参见司徒铃：“关于广州市中医进修班”《星群医药月刊》第二卷第五期，1951年9月1 日，页58。

[93] 《连江县卫生志》，1989年，页92.

[94] 当然在基层，也有的中医培训班仍坚持以教授中医课程为主，如河南光山县的中医进修班课程，中药学66学时，伤寒论88学时，中医妇科44学时，中医温病44学时；而属于西医的寄生虫学22学时，生理解剖44学时，传染病22学时。西医课程明显少于城市。见《光山县卫生志》，页191,1986年7月。

[95] 任应秋：“传染病证候初步认识论——川东中医业务学习基本材料之一”，《新中医药》第三卷第三期，页47，1952年3月26日。

[96] 王季武等：“中医进修临床实习随诊笔记”，《新中医药》1953年10月号，页14。

[97] 李光宇：“关于中医科学化的几个实际问题”，《现代医药杂志》新23、24期合刊，1952年6月15日，页4。

[98] “江苏省召开中医座谈会的情况”《内部参考》187号，1954年8月28日，页280。

[99] 《汉川县卫生志》（1727-1985）,1990年版，页257.

[100] “天津市中医对中央关于中医的政策的反应”。《内部参考》249号，1954年11月2日，页37.

[101] 《靖江卫生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页44。

[102] 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看》，页234。

[103] 同上。

[104] “安徽省部分中医对改称‘旧医’有意见”，《内部参考》第118号，1954年5月27日，页421。

[105] 《人民日报》1959年12月5日。

[106] 《泉州市卫生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页194.

[107] “中医科学化问题笔谈”，《星群医药月刊》第二卷第六期，1951年10月31日，页15。

[108] “闽候县社会医务人员政治情况十分复杂”，《内部参考》第2488期，1958年5月24日，页5－6。

[109] “联合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和私人开业医生中的问题”，《内部参考》第3543，1963年9月6日，页7－8。

[110] 乐清县卫生局：《乐清县卫生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页268。

[111] 《内部参考》195号，1953年8月21日。

[112] “陕西省卫生部门对中医仍有排斥打击现象”《内部参考》第1960期，1956年8月16日，页248。

[113] “浙江部分地区卫生部门团结中西医有偏差”，《内部参考》第138号，1953年6月18日。

[114] “河北省团结中西医中存在的问题”，《内部参考》195号，1953年8月21日，页246。

[115] “上海中西医生参加市政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内部参考》163号，1952年7月19日，页238。

[116] 王清良：“医生组织该不该清洗我？”，《人民日报》1948年5月27日。

[117] “齐副部长（齐仲恒）召开广州市中医界座谈会纪录”，《星群医药月刊》第九期，1951年1月15日，页17。

[118] 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页70.

[119] 张小军：“阳村土改中的阶级划分与象征资本”，《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页101.

[120] 当然也有个别例外的情况，如湖北名医董奉之在土改时被划为地主分子。松滋县街河市区党委鉴于他平生无大恶，为发挥其一技之长，不但准许他继续出诊，还通知农会从没收地主的财产中提取资金，为他购买毛驴一头，专供出诊代步之用。《松滋县卫生志》（1911-1985）,页238。

[121] “青海省部分卫生人员轻视和排斥中医”，《内部参考》第100期，1955年5月3日。

[122] 仲远：“展开资产阶级的思想批判巩固无产阶级思想－检查我作医生时资产阶级思想的罪恶”，《现代医药杂志》，新19,20合刊。页23.

[123] “昭通专区把中医师当‘资本家’改造”，《内部参考》第2129期，1957年2月15日，页199-200。

[124] 章原：“北京市联合诊所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人民日报》1955年10月8日。

[125] “昭通专区把中医师当‘资本家’改造”，《内部参考》第2129期，1957年2月15日，页199-200。

[126] “中南区中医受到歧视”，《内部参考》154号，1953年7月7日，页110。

[127] 梁其姿：“明清中国的医学入门与普及化”，《法国汉学》第八辑，中华书局2003年版，页167。

[128] 保靖县卫生局编：《保靖县医药卫生志》，1983年，页95。

[129] 龙继绪：“从广仁堂到中医师公会”，湘乡卫生局编：《湘乡卫生志》1991年3月版。

[130] 《保靖县医药卫生志》，页96。

[131] 同110。

[132] 同111。

[133] 乐山市市中区卫生局卫生志编纂小组：《乐山市卫生志》上篇，1911-1949,页144。

[134] 合川县卫生局：《合川县卫生志》1988年8月，页48。

[135] 乐山市中区卫生局卫生志编纂小组：《乐山市卫生志》（上篇）1911－1949,1987年7月。

[136] 丰利镇志编写组：《丰利镇志》，1981年12月，页299。

[137] 《华东卫生》第一卷第四期，1951年6月1日，页9.

[138] 《松滋县卫生志》页240。

[139] 同上，页245。

[140] 富顺县卫生局编：《富顺县卫生志》，1988年12月，页243。

[141] 乐清县卫生局：《乐清县卫生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页261。

[142] 《老河口市卫生志》，1994年10月。

[143] 涿县医疗防疫大队：“从涿县卫生工作实验中，说到中西医的团结与改造”，《人民日报》1950年1月1日。

[144] “山东省仍有排斥打击中医的现象”，《内部参考》第83期，1956年4月13日。

[145] 毕克伟等：《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页190-221。

[146] 《富顺县卫生志》1988年12月，页93.

[147] 《内部参考》第1960期，1956年8月16日，页268.

[148] 丰利镇志编写组：《丰利镇志》1981年12月，页300。

[149] 耿显宗：“宾县第一区成立中医联合诊疗所的经验”，《星群医药月刊》第二卷第二十期，1952年7月1日。页55.

[150] 《邻封乡志》1987年5月，页240.

[151] 《江津县卫生志》1984年10月，页100.

[152] 《丰利镇志》1981年12月。页300.

[153] 《江都县卫生志》，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页32.

[154] 《金川镇志》1989年6月，页185。

[155] 《星群医药月刊》第二卷第二十期，1952年7月1日。

[156] 同上。

[157] 《灌县龙溪乡志》1983年12月。页111.

[158] 《南昌县卫生志》1988年12月，页25.

[159] 章原

[160] 江都县卫生志编纂组：《江都县卫生志》，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页32。

以上文章在＜＜再造＂病人＂＞＞一书的题目为＂中医自救面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