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修路中的发现
“今天已无法考证是哪一个农民工的锨搅动了历史。”市公路局路桥工程师封浪说。
“也许不是锨，也许是农民工操作的现代化的机械，也许不能说具体是哪一个人搅动了历史，是一群农民工在没有想到的时间没有想到的地点，在没有任何历史文化准备的情况下偶遇了历史。”
1999年，市公路局在对泗永路进行拓宽时，在柳孜集施工现场，出土了大量文物。
消息不胫而走。
消息引起我市的高度重视。施工现场很快得到了封闭，保护。
泗永路系指从安徽泗县到河南永城的省级公路。该路从东向西横贯濉溪县境40余公里。
封浪对当时情况记忆犹新。“在1998年市公路局对该路百善以东路段进行改建时，就出土了唐宋时期的陶瓷器、铜钱等文物。1999年在百善以西路段柳孜集公路裁弯取直施工时，又发现了大量的瓷器等文物，还发现了地下埋藏的沉船和石构建筑文化遗迹。”
他认为，“1999年的发现是1998年文物出土的延续，是事件的发展，是故事进入了高潮。”
联系1998年和1999年不同地点出土文物红线的，是一条已经湮没在历史厚土中的长河———隋唐大运河。
有关部门初步认定，柳孜集文物出土处是隋唐大运河遗址。
名列当年十大考古新发现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阚绪杭参加了1999年考古发掘队。
他在《柳孜隋唐大运河遗址的考古成果及其意义》一文中记录：“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省考古所和淮北市博物馆、濉溪县文物管理所组成考古发掘队，在新路基（泗永路裁弯段路基———记者注）上选定两个点进行发掘。一号发掘点，目的是解决石建筑遗存的结构和性质；二号发掘点，目的是解决运河内涵及沉船遗存情况。”
考古发掘工作进行得非常艰苦，天气炎热，发掘场地狭窄，同时又处于集镇的十字路口，交通不便。为弄清石构建筑的范围，经几次布方、扩方才将其平面界限找了出来，平面已遭严重破坏。
据濉溪县志记载和当地老人介绍，两者印证，在此石构建筑北40米处，新四军在此挖战壕时曾发现石条，之后石条不断被挖出来，大集体时又几次组织人力挖出很多石条，用于建牛屋修塘坝等。此处石建筑被保存是因为上面盖有房屋而没有被发现。
为了了解其结构和性质，对其西南部和北部一段断面进行了发掘。北部石壁立面规整陡直，存深5.05米,以下有夯筑基础。东西两侧石壁立面有阶式出檐。南壁由下而上为飞檐砌法。经考古、古建专家现场考察，初步认为这一石构建筑为运河岸边的货运码头。
发掘周期长达200多天。此后，柳孜运河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次发掘成果被国家文物局评为1999年十大考古新发现。
码头、沉船和瓷器
码头、沉船和瓷器是柳孜运河遗址发掘所取得的三大考古发现。
在隋唐运河遗址上发现石构建筑遗迹尚属首次；在遗址的900余平方米范围内发现8艘唐代沉船，令人惊叹；大运河遗址出土的千余件瓷器遍及全国20多个名窑口，其数量之多，窑口之众，品种之丰富，实属罕见。
开掘发现，柳孜码头位于运河南岸，依南堤构建，为长方型立体建筑，方向36度。东西长14.3米，南北宽9米。码头使用的石料质地不同，大小不等，内有少量汉画像石石料。
其结构基础部分采用瓦砾层与黄土层间夯处理,石砌体为填心工式砌法,北侧临水面有激岸石墙,墙体宽1.5米。墙体部分采用石灰浆铺砌法,其余部分为干砌,层缝间用碎石杂以黏土填平夯实,石砌体中有“支山石”使用。
阚绪杭说,依据地层关系和出土器物,石筑码头为北宋时期建造的货运码头。
此次发现8艘木船个体,均顺河道方向南侧沉没,船与船之间距离很近,有的相互叠压。其中6号船较大,存长23.6米。从这些沉船的损坏情况分析,船在沉没前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外力作用,以致船体损坏严重。
出土瓷器既有以青、黄釉为主,少量的白釉、酱釉,其釉质较粗,釉层较厚,多内外半釉,具有典型的隋代器物特征的平底壶、罐及深腹碗,又有黄、青、白、黑、三彩等诸多不同釉色及少数窑变釉、彩斑、题诗等装饰,器物饼底、玉璧底、平底和肩部有耳、流典型唐代器物特征的罐、钵、盆、盏、执壶等,还有釉色以白釉、黑釉、青釉、影青釉为主,多施釉不到底,器物流行圈足和碗内刻、划花,少数印花具有典型宋代器物特征的白釉葵口碗,黑釉剪纸贴花盏、影青釉刻花、印花瓶等。
淮北市博物馆馆长王红五用“大运河瓷”对在柳孜发现的瓷器作为统一概括的称谓。
他认为,大运河瓷,既有时代的含义———隋、唐、五代、宋、辽、西夏、金、元八朝荟萃,又有产地窑系的含义———唐之南青北白、宋之六大窑系的百窑纷呈，又有出土地域的含义———三省十八县、长达650公里的运河蕴藏，也有主要的研究对象的含义———大运河、陶瓷。
隋唐大运河与通济渠
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中国在结束了三百余年的大分裂后,至隋而再一次天下一统,是一次历史的大进步。
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下令开通济渠。史料记载:隋炀帝“命尚书右丞皇甫仪发丁百万开通济渠,自西苑(今洛阳)引谷、洛水达于河(黄河,以下河亦指黄河),自板渚(今荥阳)引河入汴,引汴入泗,以达于淮。渠广40步,傍筑御道,树以柳”。
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开永济渠,“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直通涿郡。
隋炀帝时期开凿、疏通的南北运河分为通济渠、邗沟、江南运河、永济渠等4段,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2700余里。建成了以洛阳为起点的,北达北京(涿郡),南通杭州(为行文方便,记者在此处使用现地名)的“>”形状大运河(有人称之为扇形)。
经有关部门测量,通济渠长约650公里。
通济渠自开凿以后,即成为隋唐宋三朝联系中原和东南地区的交通运输大动脉,当年的运河是“公家运输、私营商旅、舳舻相接”,通过这条河,公家漕运保证了洛阳、长安(西安)、汴梁(开封)等三朝京城和北方城市的物资供应,私家商旅促进了全国物资的交流,由此也带来了运河沿岸城镇商埠的兴起。
通济渠南北二线说
古人的记载过于简略,以至于随着时间的推移,隋唐大运河的具体走向,这一本来不成为问题的问题,也成了国内运河界研究人士争论的问题。
这主要是因为通济渠有南北两线的说法。
北线先从一首词说起。
汴水流
泗水流
流到瓜洲古渡头
吴山点点愁
思悠悠
恨悠悠
恨到归时方始休
月明人倚楼
这首《长相思》词为唐白居易所作。
从这首词中可以看出,至少在白居易的时代,或者是白居易时代的其中一段时间,运河是由汴入泗流到瓜洲(扬州,长江方向)的。
泗水,即会合南清河而自兖徐南下入于淮者也。(程大昌《禹责山川地理图·宋武开入渭取长安图答叙说》)
汴水,《水经》上说,……发源于阴沟,东流过梁郡蒙县的北面,叫做获水。下游经过萧县南面,徐州北面,入于泗水。(转引自《中国运河史料选集·第六章·编者按》)
由汴入泗,这是北线。
另一种说法主张通济渠直接由汴从商丘东南流入淮,不先会合泗水。这里又有二种不同的说法,一说汴水入淮,是利用蕲水故道;一说是将汴水接入涣水———今浍河。如岑促勉《隋唐史》卷认为,炀帝时“采较直的路,由商丘东南经夏邑、永城、宿、灵璧、泗等县而会淮,不入泗水。”
后人整理这方面的资料,得出南线走向的大致结论是系自河南荥阳的板渚西接黄河,东南至盱眙经原有水道接入长江,共历现今三省十八县(市)。自西向东顺序为河南省的荥阳、郑州、中牟、开封市、开封县、杞县、睢县、宁陵、商丘、虞城、夏邑,安徽省的濉溪县、宿州市埇桥区、灵璧县、泗县,江苏省的泗洪县、盱眙。
此十八县中,一般引用的史料记载为十七县,缺安徽省的濉溪县。1950年代,原宿县行政区划调整,自南向北纵贯析宿县西半部设濉溪县;东半部仍名为宿县,后沿革为县级宿州市、埇桥区。(今淮北市市区系濉溪县北部及萧县部分地区组合而成。)现在埇桥区不和河南永城接壤,中间间隔濉溪县。
此为南线说。
隋唐宋三代运河与柳孜大发现
按照朱 编写的《中国运河史料选集》书中的观点,隋时通济渠走的是北线,至唐向南移动。“古汴水东流,经彭城县北而东入于泗,不知何年改流从夏邑、永城、宿州、灵璧、虹县(今泗县),至泗、盱两城间而入淮。”
在上书中还同时指出,宋代汴河(当时已经不称通济渠了,运河一词此时尚未使用———记者注),由开封历陈留、睢州、商丘、夏邑、永城、宿州、灵璧、泗县,在青阳镇东南入洪泽湖(当时该湖尚未形成 ,应为淮河)。根据各地方志记载,当时汴河所经各城市,商业交通,都相当发达,如宿州、灵璧、泗州旧城,都跨汴河两岸。不过自元朝至元二十七年黄河决口以后,汴河故道久湮。
从此,古汴河故道在淮北大地上消失了。
柳孜隋唐大运河的发现,作为一个“节点”,有力证实了南线的存在,起到了补史证史的作用。
柳孜运河节点的发现,同时证明,南线的二说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因为这条线路既没有采用蕲水故道———或者这就是蕲水故道,也没有汇入浍河———或者这是曾经的浍河？或者是不是可以这样解释,在一次次黄河泛滥与夺淮入海时,一次次地改变了黄淮海平原地区的河道水系。黄河所带的泥沙不断地湮没堵塞旧的河道,又不断地冲刷出新的替代河道。
当然,记者猜测,从历史大的时间跨度上看,南线北线,未必不可以称之为复线———北京至上海,有多条公路可走,以今推古,未必不如是。或者,在一段时间内,比如唐朝,有近二百年的中原和平时期,排除了战乱的因素和人为的影响,仅因为黄河泛滥而造成的河道改流,水系重新洗牌,而大运河作为南北交通的载体,有时主流走南线,有时主流走北线;或者南线为干线,北线为支流;再或者南与北之间出现不定期的“钟摆”,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呢？
大运河在濉溪境内的走向
1984年,中国唐史学会、杭州大学、江苏省社科院、安徽省社科院、河南省史学会组织的“唐宋运河考察队”,于7月14日至8月25日,沿浙东运河、江南运河、邗沟和唐、宋汴河故道,作了一次实地考察。
据这次考察提供的资料显示,安徽省泗县及河南省永城段大运河的走势基本与现有公路一致。换一句话说就是现有公路线形与路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大运河的残体。运河西起濉溪县铁佛刘庄与永城相接,东至四铺乡石圩子入宿州市境,在县内长40.8公里。
因为多年来皖北地区黄河泛滥、夺淮入海的种种“劣迹”,携带着大量泥沙的黄河水流在一年年的淤积中把本应切入地表、低于地面标高的河床填成了悬河,为了对抗洪水人们又一次次地在治河过程中筑高大堤。当因为某种原因,河道湮塞废弃以后,河床及两侧的河堤在淮北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更显得突兀高隆。
历史进入20世纪,当一种新的更为便捷的汽车运输方式成为主流,公路便在淮海大地上修建起来。公路建设的一个特点是高程高于地面。这样,利用运河河道或者河堤筑路,以减少填方工程量,就成了非常自然的选择。
同时,这次“唐宋运河考察队”还发现,在濉溪县境内的泗永公路(考察队所称的宿永公路系泗永路其中宿州至永城段),走的是古河道河床,而不是河堤。这段公路,当地民间说法叫“槽子路”。据说,上世纪50年代的宿永公路,在两道河堤中间,在河堤外侧的农民,只能听到汽车喇叭声,看不到行驶的汽车。那时北堤宽约40米,高出平地5米左右;南堤宽约20米,高出地面3米到4米左右。河床高出地面2米左右。
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年复一年的农田基本建设,使泗永公路两侧的河堤逐渐摊平。时至21世纪,只留下二道近似东西走向的坡带。
如今走在泗永路上,还可以看到南侧随路断续延伸的一条土堤,高约1米左右,在百善镇到四铺乡的道路上看尤其明显,当时农民称之为“隋堤”。
但是,些许遗憾的是,这次考察没有在濉溪县境内找到更多的文物证据。
所以,1985年中国唐史学会编辑的“访古”文集中,有不少学者指出:通济渠路线目前尚难以下结论,只有通过系统的大量考古发掘资料,来印证文献记载,才能下结论,现在,也只好求同存疑。
柳孜集的考古大发现,为1985年的“存疑”做了解答,也为通济渠南线的存在提供了实物的证据。
为什么是柳孜
通济渠南线650公里,为什么会在柳孜首先出土大运河遗址？
市博物馆馆长王红五认为,有其偶然,也有其必然因素。
柳孜,又叫柳江口,唐宋元明皆为商贾云集的大镇。镇址建于汴河南岸上。《宿州志》载:明代柳孜镇有“庙宇九十九座,井百眼”。明代柳江口,由于大运河湮塞而没落,但仍可见唐宋小镇之盛况。柳孜现存宋碑两块。其一为“天圣塔碑”,完整无缺,碑文载:该碑立于天圣十年(公元1032年)二月七日,其中助缘修塔者有“右班殿直、前柳孜镇兵马监押巡检张处仁,左侍禁、柳孜镇兵马监押兼巡检丘裔”,兵马监押兼巡检掌管捕捉盗贼,屯驻兵甲训练差使,一般设置于州、县或控扼要害之地。柳孜镇设有“兵马监押兼巡检”,可见其地处要冲之地。
另据史载,唐咸通九年(公元869年),藩镇割据,庞勋叛乱,派部将姚周,屯兵柳孜,控扼漕运,以断京师粮路。康承训将兵7万围困柳孜。宋时,杨存保曾与金兵战于柳孜,亦为控扼漕运。
柳孜现在虽为淮海大地上一普通村落,但历史上曾经地当要冲,控扼漕渠,商旅际会,百货转承,可谓历史厚重。柳孜运河考古成果也表明,当年的柳孜镇人口众多,客流如织,既是漕运中转码头,又是较多的商品集散地,一派繁华景象。
新闻发布会
2000年4月,安徽省文物局和淮北市人民政府共同组织了淮北柳孜隋唐大运河遗址考古重大发现新闻发布会及研讨会。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郑欣淼、省政府副秘书长王坦以及国家文物局考古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历史所、故宫博物馆、中国文研所、省文化厅、财政厅、文物局、法制局、旅游局、文物考古研究所、博物馆、淮北市和濉溪县党政等有关单位的专家领导出席了会议。
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物报》、《考古》杂志社、新华社安徽分社、《香港文汇报》、《香港大公报》、省政府新闻办、《安徽日报》、安徽卫视、安徽电台、《今日安徽》、省有线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向会议派出了记者并及时进行报道。
郑欣淼及全国著名专家学者徐苹芳、黄景略、张忠培、卢兆荫等纷纷对这次发掘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的评价,认为在运河遗址上搞考古是个创举,是迄今我国运河考古的重要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交通、旅游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柳孜运河考古为开展中国运河考古工作找到了切入点。柳孜运河遗址及其发掘出土的文物,不仅是淮北市的,而且是我国的,更是全人类的。提出以柳孜运河遗址考古为中心,开展中国运河的考古研究工作，以考古为基础开展水利、交通、船舶制造、旅游、历史、地理、贸易等多学科的研究，更好地将中国大运河这一人类宏伟工程展示在世人面前。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仔细拜读了由市政协杨登孝秘书长任总主编的《淮北大运河文化丛书》第一卷《中国隋唐大运河·淮北新韵》（主编杨忠文），并借鉴、“拿来”了杨忠文、阚绪杭、王红五等诸位方家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