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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东采风：红安革命烈士陵园http://www.xishui.net 2007年05月07日16:54 浠水网
共和国以“红”褒奖 1952年9月，为了表彰党领导下的黄安人民革命斗争业绩，湖北省政府报请中南军政委员会转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核准，将黄安县正式改名为红安县。共和国以“红”命名褒奖的县，这是全国唯一的一例。
翻开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史册，红安有着精彩纷呈的篇章：中国共产党人引领劳苦大众求解放的呼喊，唤醒世代饱受压迫欺凌的黄安人民，在大别山腹地英勇奋斗，浴血奋战，前仆后继，坚持斗争26年，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在民主革命中不屈不挠寻求革命真理，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董必武，于1923年冬在自己创办的武汉中学，召集家乡黄安籍党员学生开会，组建了党的黄安工作组，并派回黄安，播撒革命种子，从而揭开了黄安革命斗争序幕，为党在这一地区领导开展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奠定了坚实基础。
黄麻起义军攻打县城（油画） 这里是彪炳史册的黄麻起义发生地。1927年11月14日，黄安、麻城3万多反抗压迫、剥削的农民，揭竿而起，手持刀、矛、土铳、撇把子枪，一举攻克黄安县城，建立了黄安县农民政府和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震惊敌胆。这是继八一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党领导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这里是中国革命数支军队的诞生地。在黄麻起义的影响和推动下，1928年，鄂东军先后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七军、第十一军，实现武装割据。1930年，党中央把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革命根据地的武装统一起来，成立了属中央领导的红一军。1931年11月，徐向前任总指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成立于七里坪，下辖由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合编的红四军和红十五军。1932年11月，红四方面军主力参加长征、西进川陕后，中共鄂豫皖省委在腥风血雨中重建红二十五军。随后，党又组建红二十八军，直至抗战爆发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在一个县域，先后诞生多支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为中国革命史所仅见。
红安革命烈士陵园 这里是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根据地。红军长征之后，黄安的党组织领导创建了便衣队这种新型武装，在大别山区进行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在黄安的党组织，领导民众开辟了陂安南、安麻、安礼三块抗日根据地。1946年6月，中原军区部队在李先念、郑位三领导下，分路进行突围，揭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在天台山重建的黄安县委及其领导下的游击队，与挥师南下的刘邓大军会合，投身解放战争。1949年3月，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全歼境内反动武装，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道开进县城，解放全境。在中国革命史上，红安革命红旗不倒，党的组织坚持活动，武装斗争从未间断，一直是我党我军的重要根据地之一，让人叹为观止。 这里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土地。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面对反动派“石过刀，人换种”的凶残行为，黄安人民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有14万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生命，占全县人口近三分之一，解放后留下姓名的有22550多人。作为红军长征的三大主力之一的红四方面军，每三名指战员中就有一名黄安人，每四名牺牲的烈士中就有一名黄安人。在中国革命史上，一个县有这么多群众为革命牺牲，是创纪录的。 这里是党史、军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发生地。土地革命时期，黄安是仅次于中央根据地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摇篮。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黄安是鄂豫边抗日民主根据地和中原解放区的主要区域。鄂豫皖中央分局、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鄂豫皖省委、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红二十五军军部、红二十八军军部，鄂豫边区党委、新四军第五师师部、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等党政军机关，先后在这里驻扎。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许多闪光的足迹。
武警官兵向烈士纪念碑献花篮 这里是一大批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投身革命之地。党领导人民群众在黄安土地上演绎的中国革命的活剧，造就了一大批黄安籍的杰出人物。他们中间，有董必武、李先念两位国家主席（董必武为代国家主席），刘华清等4位政治局常委，陈锡联等5位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委员，韩先楚、秦基伟、王诚汉等6位大军区司令员，建国后有8人被授予上将军衔、12人授予中将军衔、52人授予少将军衔，是我国著名的第一将军县。在中国革命史上，如此众多的治党治国治军人物同出一地，堪称奇观。
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坐落在红安县城逶迤的青山下，掩映在苍松翠柏中。 春日的朝阳，照着徐向前元帅题写的纪念馆馆名牌匾，吸引着无数瞻仰者崇敬的目光。
董必武向家乡群众挥手致意 迎面布置的序幕厅，悬挂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题词。“死难烈士万岁”，毛泽东俯仰天地，落笔凝重；“你们活在我们的记忆里，我们活在你们的事业中”，朱德抚今追昔，情贯生死；“英灵永在”，董必武怀念战友，哀思不已。 庄严肃穆的展台，摆放着鄂豫皖苏区26个县《革命烈士英名录》。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鄂豫皖苏区有数十万优秀儿女为革命英勇献身。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在鲜红的党旗下举手宣誓。
李先念与红安干部研究发展经济 展室里，展览着革命先烈在战场上冲锋在前，在监狱里坚贞不屈，在刑场上视死如归，在各个工作岗位上鞠躬尽瘁的英雄事迹，回荡着当年红安共产党人“要革命，不要钱、不要命、不要家”的壮志豪情。 那时红安的共产党人，投身革命矢志不渝。黄安“九月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共产党员程昭续落入敌手后，敌人用刺刀顶住他的脖子问：“你是要头还是要共产党？”他果断地回答：“头是我爹娘给的，是我个人的，共产党却是劳苦大众的，老子要的当然是共产党！”敌人又问：“你要共产党，共产党给了你几多好处？”他哈哈大笑，说：“老子要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领着劳苦大众干革命，走上了一条光明大道，不是图个人的好处。如果图个人的好处，凭老子的本事，肯定比你们这些狗杂种混得好！”敌人恼羞成怒，残忍地杀害了他。
秦基伟在家乡群众中间 1932年3月8日，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的肃反中，共产党员、仙居区委书记徐德聪噙着眼泪，对误解自己的同志说：“今天我们虽然免不了一死，但我们的心还是红的。求求你们，把枪收起来，就用刀砍吧！省下这些子弹说不定还可以消灭几十个敌人。”这些同志在自己蒙受不白之冤就要被杀头的时候，心中想的还是共产党人的追求，脑子里装的还是革命事业。 纪念馆解说员低沉的声音，在展室里响起：“革命烈士、参与创建鄂豫边红军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戴克敏，一家11人先后牺牲。在红安，妻子接过倒下的丈夫的枪，儿子参加牺牲的父亲的队伍，夫妻、父子为革命献身的比比皆是。革命先辈要革命不要命，就是不贪图自己的性命叛变革命，就是在革命斗争中不怕流血牺牲。在当代，就是党提倡的共产党员的拼搏和献身精神。”那时红安的共产党人，英勇奋斗冲锋在前。黄麻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吴焕先，带队主攻黄安县城西北城门，迅速拔除敌人的岗哨，为攻占县城起了关键作用。敌人把他的父亲、兄嫂等全家六口杀害，他掩埋好亲人，擦干眼泪，义无反顾，投入新的战斗。一次，身为红二十五军军长的他，亲自带领一个排占领一个高地，掩护部队突围。成群的敌人向高地扑来，他和战士们同敌人滚打在一起，直至把敌人消灭。
红四方面军诞生地纪念碑
黄麻起义之后，敌人疯狂反扑。共产党员陈定候转移到孝感汪洋店地区，白天教书，晚上走村串户，宣传革命主张。虽然居无定所，但革命斗志高昂，很快发展40多人入党。担任红三十一师政治部主任后，他行军时给战士背枪，把马让给生病的战士骑，战斗中不惧生死，身先士卒，冒着枪林弹雨勇猛前进。“高山岩洞是我的房，青枝绿叶是我的床，野菜葛根是我的粮……”纪念馆解说员唱起这首红色歌谣，参观者眼前似乎浮现着当年红安的共产党人，在极其艰难险恶的环境下，住岩洞，吃野菜，喝山泉，危险时刻冲在前，艰难困苦担在肩的战斗身影。 那时红安的共产党人，心系民众品质高洁。张南一是七里柳林河村人，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黄麻起义时任区防务会宣传股长。在敌人追捕时，群众掩护他藏进一间房屋的夹壁里。敌营长将全村300多名群众赶到稻场上，狂叫着：“今天你们不交出张南一就别想活命！”说完，敌营长开枪打伤一位老人。张南一听到敌人的吼叫和枪声，挺身而出，大骂敌人欺压百姓，并说：“老子就是张南一，要抓就抓我！”全村的群众得救了，而张南一却被敌人绑到七里坪杀害了。 共产党员秦绍勤是黄麻起义时七里区委负责人之一，不幸落入敌手后，敌人把他的母亲、妻子抓来，要挟他交待七里区党组织还有多少人在当地隐蔽，交待共产党员秦辉英的下落。敌人所提的问题，他都了如指掌，但他宁死不讲。敌人兽性大发，乱枪向他扫射。他牺牲时年仅21岁，群众作诗赞颂道：“英雄秦绍勤，开膛剖肚在北门，宁愿自己死，不连累别人。”
荩秦绍勤烈士就义处 在秦绍勤、张南一烈士遗像前，参观者久久不愿离去。不少人在小声议论：“秦绍勤、张南一置妻儿老小于不顾，心中只有群众和战友的安危。他们是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 那时红安的共产党人，无私奉献义无反顾。赵赐吾是黄安革命斗争中著名的共产党人，出生于紫云区许家冲村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他不愿在家享福，背叛家庭，冒死参加革命。土地革命时，他冲破家庭的阻力，亲自带领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将家里的100多亩土地和20余间雕龙画凤的房屋及财产没收，全部分配给贫苦农民，使广大农民深受教育和鼓舞。
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形势图 黄麻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王秀松，曾任鄂东特委书记。他出生于高桥区一个地主家庭，他的父亲王建禄是当地一个有名的大恶霸。他晓以大义，劝其停止作恶。王建禄并不悔改，继续欺压、盘剥百姓。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王秀松带领几名游击队员，深夜潜回家中，将其父处决了。他大义灭亲的行为，深受广大群众拥护和敬佩。 赵赐吾、王秀松要革命不要家，表现了共产党人视金钱如粪土、人民利益如生命的高尚情操。走出展室，不少参观者充满钦佩之情，相互吐露心声。 这里是荡涤人们灵魂的课堂。许多人在留言簿上写道：“心中只有革命，没有私利。这就是共产党人！”“今天的共产党员，应该像他们那样一心革命、无私无畏！”
从血与火的战斗中一路走来，依然活着的600多名红安将士，人人都是英雄好汉。他们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之中。然而，他们怎能忘记被同伴鲜血洒满的家乡，又怎能忘记长眠大地的战友们的遗愿。于是，他们光明磊落，无私奉献，延续着战争年代共产党人一切为了民众的追求。 红军团长“刨穷根”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员、红军团长方和明谢绝组织上到延安休养的安排，自动回乡带领乡亲“刨穷根”。
红军团长方和明给学生讲革命传统 生在七里柳林村陈家岗的方和明，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曾任红军营长、团参谋长、团长，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经历大小战斗200多次，7次负伤，15次立功受奖。方和明说：“党和人民要我拿枪打仗，我就冲锋陷阵，当一名革命战士。现在我负伤残废了，但参加一些劳动还是可以的。因此，我要求回乡当农民，帮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1953年，方和明带领4户贫农组成全乡第一个互助组，后又带头组建初级合作社，被选为社长。1957年，他参加湖北省烈军属模范代表大会，被战友、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上将认出，红军团长的身份才暴露。将军感慨地说：“您过去当团长，在战场上是英雄。现在带领乡亲发展生产是模范，保持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光荣传统。”
老区的孩子在将军捐资修建的学校读书 1959年秋，方和明带领乡亲在李家洼修建蓄水30万立方米的水库，使村里一半以上的农田得到自流灌溉。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这个水库还在为乡亲们造福。 “名誉军长”的捐赠 这是三年困难时期，红安农村许多人常常填不饱肚子。在高桥，“名誉军长”杨锦华，却为乡亲们捐出了500元钱、200斤粮票。按照杨锦华的要求，这些钱和粮票，由当时的人民公社接济了贫困户。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杨锦华，长征路上为中央领导机关挑过文件，担任过朱德同志的警卫员。建国后，他放弃出任副军长的机会，自愿回乡劳动，朱德同志勉励他在家乡当好一个“名誉军长”，并叮嘱他有困难随时反映。
红安农民至今保存着韩先楚将军送来的军大衣 回乡后，杨锦华不居功自傲，以一个普通农民的身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962年，他与中央警卫团战友通信时得知，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与群众同甘共苦，长时间坚持不吃肉。于是，他勒紧裤带喂了一头猪，腌成腊肉，专程上京看望朱总司令。 在北京，老首长要杨锦华在军队仓库里挑点好东西带走。杨锦华却相中了一件破棉军大衣，说是穿着好在夜里照看庄稼。回到红安，他无意中掏大衣口袋，竟掏出了两个纸包。这是总司令省吃俭用送给他度荒的500元钱和200斤粮票。杨锦华家里的日子过得不轻松，但他想到还有比他更艰难的乡亲。于是，他果断地将总司令赠送的钱物，捐赠出来。 消息传开，群众无不钦佩：“共产党员心向着百姓。” 将军圆了架桥梦 藏在大别山崇山峻岭之中的七里坪谢家嘴湾，三面环河，群众世世代代盼着有一座桥。现在，他们的梦圆了。
程平东和他为群众修建的致富桥 横跨村前倒水河上的八孔石拱桥，是村里1929年14岁参加红军的将军程竞文和他的子女们修建的。 当年，出生在这山穷水恶之地的少年程竞文，与村里13个青壮年一道，毅然投身革命。1993年，离家近半个世纪的将军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回到魂牵梦萦的家乡。当乡亲们背着他淌过河，来到山坡上那些破旧房舍，他的心在剧烈震颤：“这就是那些牺牲了的兄弟们的家乡？我们这些活着的共产党员有愧！” 怀着沉重的心情，将军嘱咐时任县公安局副局长的大儿子程平东：“你一定要代我了一个心愿！造座桥，造福父老乡亲。” 共产党员程平东，深深理解父亲的爱民深情。同为共产党员的程平东之弟、总政歌舞团著名男高音歌唱家程志，当即捐出6万元。程平东在各地工作的弟弟妹妹，也纷纷解囊。程平东筹资13万元，开始了长达10年的艰难建桥。 与村民一道挖基坑、找石料、砌桥墩，四处求人勘察、设计，吃在工地、住在现场，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程平东终于建成了父亲心中的那座桥。然而，将军已远行。几个共产党员子女，抱着父亲的遗像走过石桥，用这种特殊的仪式，告慰一个心系人民的老党员。 将军助学45年 这是一个延续了45年的助学故事，主角是武汉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少将秦光远。 45年前，听说家乡观音阁村筹建小学，秦光远尽其所能，送来了吊钟、口哨、粉笔等教学用品。他与妻子商定，每年资助村里小学，让一同外出干革命牺牲了的51名同村战友的后代，尽可能得到好的教育，帮助他们过上先辈们憧憬的幸福生活。 从1955年起，授大校军衔的秦光远，每年给家乡学校送去价值200元的教学用品和书籍。1964年，他晋升少将，捐款也增加到每年500元。80年代，他每年捐款1000元，90年代每年捐款2000元，1997年一次捐款5000元。1998年，他向学校捐赠一台大彩电和800元教师节奖金。 45年间，秦光远先后为家乡办学拿出10多万元，几乎耗尽了自己的所有积蓄。将军家中，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一对从50年代开始用的沙发，补了又补。解放后住在素有火炉之称的武汉，他却舍不得买一台空调。 2002年，将军弥留之际，还在念叨家乡的小学。他嘱咐家人，只要有可能，就要帮助那里办教育，让山里人多学文化知识，尽快富起来。 司令一吼为乡亲 时光匆匆，24年过去，上新集的乡亲们，一天也没有忘记那5万件旧军大衣，一天也没有忘记关心他们冷暖的老将军。 1981年，时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上将，回到家乡上新集。迎着纷纷扬扬的雪花，将军想到红军时期，自己亲手打给乡亲吴海洲四斗谷子军粮的欠条，便执意来到吴家看看。面前的将军老家，几十间房子还是挤在一处山窝，乡亲们衣衫单薄，屋里家具破烂。叱咤风云的战将，心里像塞上了一块石头。 东北战场上，纵队司令员韩先楚率队四保临江，解放四平，参加辽沈战役，攻无不克，被誉为“旋风将军”。随后，四十军军长韩先楚挥师南下，路过红安，目睹了家乡父老倾其所有支援大军作战的动人情景。此刻，他看到乡亲们竟然如此困顿，便作出了一个果断决定。他要通兰州军区的电话，命令立即向红安调拨5万件旧军大衣。 当秘书询问司令员这笔钱由哪里出时，将军吼起来：“从我的工资里扣。我死了再扣我儿子的孙子的！” 将军又要离开家乡，冒雪送行的乡亲们，把他的车子围了一圈又一圈。从兰州调运的旧军大衣尚在途中，人们却分明感受到了无尽的温暖。 两代将军同一个心愿 新春时节，七里坪盐店河村支部书记张院喜，高兴地告诉乡亲们：“秦司令来电话，问村里的路是不是通了？” 打来电话的人，是山西省军区司令员秦卫江将军。 盐店河秦罗庄，是曾任昆明、成都、北京军区司令员和国防部长的秦基伟家乡。1978年，将军携子秦卫江回乡，郑重吩咐：“家乡还很贫穷。能帮乡亲一把，我们就要帮。” 抗美援朝时的十五军军长秦基伟，是威震敌胆的上甘岭战役指挥员。他对敌狠、爱民深，每次回乡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工厂、农村参观，帮助县里出主意、想办法，加快经济发展。 儿子记住了父亲的话。秦罗庄两户无子女老人，每年都能收到秦卫江的300元赡养费，连续7年，直到离开人世。 从1983年开始，村里3个贫困学生，每年都能收到秦卫江赞助的学费。后来，他们考入武汉、合肥等地的高等院校。 1998年，秦卫江与母亲受父亲的临终嘱托，专程回到秦罗庄，捐赠村学校100套桌椅、一台彩电、一台投影机，改善教学条件。 2003年，秦卫江利用休假，又一次回到秦罗庄，拿出个人积蓄2万元，让村里修渠买抽水机，解决100多亩农田的灌溉难题。 两代将军同一个心愿，感动着秦罗庄，改变着秦罗庄。
14万——3万——600——100——72，这个依次递减的数字，浓缩着红安非同寻常的历史：从1923年到1949年，全县有14万人在革命战争年代献出了生命，在3万多名参加革命军队的红安人中，仅幸存600多人，其中有100多人建国后在全国各地、各条战线担负省军级以上领导职务，有72人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 刘邓大军 1947年，邓小平和刘伯承率主力部队于10月3日进入红安县七里坪，随后几进几出红安，12月11日，邓小平和刘伯承率前后两个指挥所离开红安，投入新的战斗。 曾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海军政委、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苏振华，空军司令员张廷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副总参谋长杨勇，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德生，1947年随刘邓大军在红安战斗生活。时任六纵十七旅旅长的李德生，率部攻克红安县城。 国家主席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董必武，红安县城关镇人。1911年，他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1921年6月，他与陈潭秋代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出席党的一大。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国家副主席、代主席。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李先念，红安县詹店镇人。1927年，他率家乡农民参加黄麻起义，抗日战争时期领导和创建了鄂豫边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组织和领导了著名的中原突围战役，参与刘邓大军重建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建国后历任湖北省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全国政协主席。 元帅 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徐向前元帅，1929年6月，受中央指派来到鄂豫皖根据地，先后任红一军副军长、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总指挥，指挥了鄂豫皖红军的历次战斗，1931年10月12日，率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后离开红安。 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国防部长、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叶剑英元帅，1938年1月任八路军参谋长，和董必武专程从汉口到红安县七里坪检查指导抗日工作，并在抗日军政学校讲课。 解放军将领 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的陈赓上将，1931年至1934年在红安战斗生活，任红四方面军团长、师长、红军步兵学校校长。 曾任国防部副部长的王树声上将，1927年参与领导黄麻起义，历任红四方面军团长、师长、副总指挥，1933年随红四方面军西征时离开红安。 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洪学智上将，1931年至1932年在红安战斗生活，历任红四方面军团、师、军政治部主任。 曾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徐海东上将，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历任团长、师长、军长。1933年率红军先遣队赴陕北。 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的陈再道上将，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历任红军团长、师长、军长，1934年随红四方面军西征时离开红安。 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委常委的许世友上将，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历任团长、师长、军长、红四方面军骑兵司令员。1934年随红四方面军西征时离开红安。 曾任铁道兵司令员、铁道部部长的段君毅，1947年任鄂豫区党委书记兼鄂豫军区政治委员，在红安战斗生活。 建国前牺牲的领导人 曾任红一军军长的许继慎，曾任红四军军长的邝继勋，曾任红四军政委的余笃山，曾任鄂豫皖苏区党政军最高负责人的曾中生，曾任鄂豫皖省委书记的沈爱民，曾任红二十五军政委的王平章，曾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的蔡申熙，曾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的廖荣坤。 建国后红安籍授衔将军 上将8名：曾任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的郭天民，曾任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的周纯全，曾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的王建安，曾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的韩先楚，曾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秦基伟，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锡联，曾任成都军区司令员的王诚汉，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谢富治。 中将12名：曾任南京军区顾问的刘飞，曾任广州军区顾问的詹才芳，曾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的张仁初，曾任北京军区顾问的徐深吉，曾任解放军二炮政委的李天焕，曾任国家一机部副部长的徐斌洲，曾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的张天云，曾任解放军工程兵副司令员的胡奇才，曾任公安部副部长的王近山，曾任北京军区顾问的吴先恩，曾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聂凤智，曾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的刘昌毅。 少将52名：程儒珍、韩卫民、袁克服、金世柏、罗厚福、李世炎、耿锡祥、黎锡福、邹国厚、徐绍华、贺键、熊应堂、程悦长、殷国洪、卢燕秋、张天恕、郑国仲、况玉纯、秦光远、陈美藻、李定灼、江波、刘福胜、赵鹤亭、马忠全、闵学胜、戴克林、戴克明、程启文、罗应怀、甘思和、胡正平、汪运祖、何德庆、张志勇、涂锡道、张竭诚、詹少联、谢正荣、周世忠、江腾蛟、高厚良、肖永银、肖永正、肖志贤、吴世安、吴振挺、张潮夫、伍瑞卿、何辉燕、黄立清、吴杰。 策划：宋汉炎 张家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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