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铭：玉箫牙板听红豆——父亲闻一多的婚姻生活片断

　　父亲的婚姻和20世纪初的许多同龄人一样，是由父母包办的。但他和母亲高真在婚前并不完全陌生。
　　闻家和高家本是亲戚。父亲称外祖母为十姨妈，称她的胞弟为九舅，幼时还常到九舅家去玩耍。母亲原名高孝贞，在家大排行第七，父亲称她七妹。父亲行十一，母亲从弟妹们叫他哥。
　　闻家是湖北浠水县下巴河的大族。据族谱记载，原是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一支后裔。景炎二年文天祥兵溃空坑被执，家属中有人潜逃至湖北蕲水，改文姓为闻。闻家世代相传这段族史，并衷心崇敬一身正气的先祖信国公。父亲少年时在读书札记《二月庐漫记》中就写到了这个传说；他也曾作过《闻氏先德考》，虽因年代久远，难以考证，但可以看出，他从小是以此来激励自己的。后来在北平住时，他还带母亲去看过文天祥的囚禁地，给她讲述族谱中的记载，他告诉母亲:“这就是关文天祥的地方，我们过去就姓这个文，以后改了的。”(注1)闻家世代书香，十分重视子孙的教育。
　　我们的祖父闻邦本(字固臣)是清末的秀才，他较早接受了新时代潮流的影响，父亲他们在辛亥革命前夕，在家中就能阅读到《东方杂志》和《新民丛报》之类的书刊了。祖父能顺应历史潮流，不把儿子们拴在家中守业，而主张送他们出去学习新的文化科学知识，掌握新本领。
　　在闻氏家族中，对子孙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我们的老爹爹(即曾祖父)在世时曾亲自订下三条家规:第一，不准抽大烟；第二，不准纳妾；第三，不准赌博。
　　祖父对子孙们的要求也一丝不苟。他常常亲自教授和督查儿孙们的学习，大哥他们小时候在老家习字时，祖父常悄悄来到身旁，猛地去抽他手中握着的毛笔，要是被抽掉就得反复练习，不认真还要挨打，虽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但要求却十分严厉。祖父在生活上要求也很严，要是看见有哪个孩子吃饭时把饭粒掉到了桌上，他就会神色严肃，令其马上捡起来吃掉。他常说:“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啊！”
　　高家也是一个大族。据说祖籍原在合肥，后来迁至湖北黄冈的潞口。先祖在明朝时立有战功，曾受到皇帝的召见和奖赏。高家的后代一直保存着一面秦朝铜镜，据说就是当年皇帝赐予的宝物之一。这个家族内，每逢过年都要张灯结彩，挂上祖先的业绩以激励子孙。
　　我们的曾外祖父做过知州、同知等，据说还做过道台。外祖父高承烈(字敬伯)早年就学于京师法政学堂，曾任广东饶平县知县，绥远恳务局坐办，安徽蚌埠船舶事务局局长，安徽高等法院推事等职。听母亲说，他为官清正廉明，办案时别人送来的金首饰和衣料等，他都退了回去，只留下万民伞。在官场多年，自己却一点积蓄没有。因此，当他四十多岁就不幸患上肺结核，不得不告退时，家境也就随之败落了。外祖父常年在外，见识较广，思想也比较开明。他主张女孩子进学堂，不缠足；还亲自出资送胞弟去日本留学。
　　闻家和高家可说是门当户对。但外祖母最初是不愿意将爱女给过去的，她说堂姐严厉，怕女儿将来受不了。外祖父非常喜欢父亲，在和闻家的交往中，早就看上了这个孩子的聪明才智，回家来总夸奖他，特别是夸他文章和字写得好。他对外祖母说:“我就是喜爱他！婆婆嘛，管他呢，跟婆婆才多少年？将来还是跟丈夫的时间长！”就这样，由外祖母的一位表弟——父、母亲的五舅做媒人，两家定下了这门姨表亲。那时父亲才八九岁，母亲比父亲小四岁，他们还是天真的幼童，什么都不知道呢。
　　按照封建习俗，定了亲的男女孩子在结婚以前是不能见面的。然而父亲和母亲却有过一面之缘。这次见面给他们俩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母亲谈起来，好像就在昨天似的:“那天，我正在九舅家的堂屋里，同几个姐妹围着桌子玩。忽然进来了一个男孩，舅妈一见，赶快过来拉着我就跑。那孩子就是你爸爸！在旧社会，女孩子过门以前是不让和未婚夫见面的。我那时只有六、七岁大，哪里懂得这些？”我问母亲，还记得爸那时穿的什么吗？她说:“棉袍马褂，戴一顶瓜皮帽。”过了一会儿，她笑道:“后来结婚时，你爸还和我开玩笑:‘你那时为什么事要跑走啊？’”
　　二
　　1922年，父亲清华毕业出国前夕，接到了祖父的来信，要他寒假返乡去完婚。这封信带来了双亲殷切的期望，却使儿子深深陷入了矛盾和痛苦之中。
　　作为一个五四青年，一个激情满怀、热情浪漫的诗人，父亲向往的是自由恋爱，憧憬的是那“最高、最真”的情感。他在《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一文中曾写道:“严格说来，只有男女间恋爱的情感，是最热烈的情感，所以是最高、最真的情感。”对于父母给自己订下的这门娃娃亲，他一直不愿意去想，也没有时间去多想。表妹的成长他是关切的。大约在新文化运动刚刚兴起时，他还曾给外祖父去信，要求不要给她缠足，要送她去上学。这其中想必含有一些对未来朦胧的希冀，但更多的恐怕还是出于一种亲情——一种兄妹之情和对妇女解放的热情。他和表妹之间毕竟是生疏的，心灵相隔那么遥远，就像隔着一道漫漫长河，河对岸是一片迷蒙。他不能想像没有爱情的结合，更何况是他正当诗情澎湃、踌躇满志走向未来之时，这不啻是一条无形的锁链啊！
　　父亲痛苦地拒绝了祖父的要求！然而老人担心儿子出洋后会变心，执意要在行前给他完婚。为了说服儿子，他让当时同在清华读书的侄子闻亦传——父亲的八哥来开导弟弟。在传统教育下长大的父亲，从小就是一个孝子，禁不住家人们的苦口婆心，最后为了不伤父母的心，只得作出了自我牺牲。不过，他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不祭祖；第二，不行跪拜礼，不叩头；第三，不闹新房。
　　家里说，三条全可以答应。你不祭祖，我们祭；跪拜礼可以不行，改为鞠躬；对新娘要闹一下，但不过火。
　　婚期订下后，全家高高兴兴，开始了紧张的操办。而父亲却为此痛苦不已，夜难成眠。
　　寒假前，他怀着沉重阴郁的心情回到了家乡。
　　望天湖旁的闻家大院喜气洋洋，上上下下一片忙碌，亲人们正热切地等待着他归来。父亲却愈发感到窒闷，满腔的苦楚只能在诗中倾吐。婚前一周，他写下了那首满载愁苦的《十一年一月二日作》:“……本是为滋养些嬉笑的花儿的，如今却长满了愁苦的荆棘——
　　他的根已将你的心越捆越紧，越缠越密……”
　　也许是家乡那如诗如画的大自然，那远处淡淡的青山，那门前粼粼的湖水，给了他抚慰和启迪，使他的心境稍稍舒缓。他本是一个执着的艺术追寻者，“相信艺术能提高、加深、养醇、变美我们的生命的质料”(闻一多参与起草的《美司斯宣言》)。在《对于双十祝典的感想》一文中，他还曾这样谈到节日各种艺术活动的感染力:“这时最险恶虚伪的心也能闪出慈柔诚恳的光耀；这时什么沉忧烦虑都匿形遁迹了；这时人类中男女、长幼、富贵贫贱各种界限，同各种礼教的约束都无形消灭了……”现在他也要借艺术“魔力”的作用给自己的生活注入“快乐与同情”，化解愁苦与忧烦。于是，在婚期之前好些天，他开始和十四弟(父亲的堂弟)闻钧天一起动手装饰自己的新房。十四弟也是个绘画迷。两个年轻的“美术家”在新打的红漆家具上精心绘制了金色的图案。母亲曾听家里人说，两人下了好大工夫，房里的橱、柜和新床床架上的图案，全是他们亲手画的。古丽和谐的图案给充满喜气的新房增添了一种清逸高雅的情调。
　　也许是得意于自己的这一创新，也许还为了排解心头的郁结，在结婚的头一天晚上，父亲把小侄子们全都叫来，大家在“艺术宫”里，盘腿坐在床上聊天，说说笑笑，兴致勃勃。当晚，就都横七竖八地在新床上睡了一个通宵。
　　注1:关于这一记载，湖北浠水县“闻一多纪念馆”的朱兴中先生专门作过细致调研和考证。自1986年以来，他多次走访闻氏故乡，族人及文氏部分后裔，查阅两姓宗谱，以及大量相关资料。最后确认，改文为闻是真实可信的；浠水闻氏与文天祥同根共祖，但不是文天祥的嫡系后裔，是文天祥家族的旁系后裔。详见《浠水文史》13辑朱文。

　　三
　　公历1922年1月8日，阴历腊月十一日，“可怕的日子”终于到了。这天从清晨起，闻家大院里张灯结彩，贺客盈门。父亲却一早就抱着书本跑到外面去了。
　　下午五点多，在一片欢快的锣鼓声和悠扬的细乐声中，新娘的花轿到了。可谁也没想到，此时的新郎，还坐在房里和他的书本亲热呢，家人急切的拍门声才把他从书本中催唤出来！
　　坐在花轿里的新娘，这时自然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一切。这个刚满十八岁的姑娘，面对未知的生活，不但紧张，更有些悲伤和惶恐。外祖父在外地，由于公务抽不开身，没能赶回来；外祖母心疼女儿还小，本来是不愿意这么早就办婚事的。她依依不舍地为女儿准备了六大箱嫁妆，知道孩子爱闹嗓子，连清热利咽的二冬膏都准备了十几瓶。女儿是多么留恋在妈妈身边的日子啊，婆家的人和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她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等待着命运的安排。
　　在静候命运之神的那一刻，新娘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她的到来会像一颗小小的石子投入一池平静的水，在闻家大院引起层层涟漪。
　　当新郎掀起轿帘，新娘迈出轿门时，池水开始漾动了——人们看到的不是一双“纤美”的三寸金莲，而是一双天然足！在闻姓家族中，这还是第一个不缠足的女人！这在传统势力根深蒂固的农村，简直成了一大新闻！看客中不少人在暗自鄙夷，一些叔房里的女人更蔑笑不已，回去后还议论纷纷。母亲后来曾对我不止一次地谈起这件事，她笑道：“嬷嬷（父亲的大嫂，即我们的大伯母，家乡称之为嬷嬷）她们后来告诉我，叔房里的人回去还笑我。有人问：‘几大的脚？’她们撇撇嘴：‘小——脚！’随着伸开食指和拇指，比作一只小脚模样，指指食指，又指指胳膊肘，说：‘从这儿到这儿！’”母亲说着，也比划给我看，惹得我哈哈大笑。但笑毕，又不禁感到十分酸楚。
　　讥讽是刻薄的，但受讥讽的人却给这个家族带来了新的气息，开了新风俗的先河。
　　“我来到闻家后，你大姐（指堂姐闻立珠）也不包脚了，闻家的女孩子从此都不包脚了。”母亲说。她从城里来，又上过学堂，在乡间的女辈中，不免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家里人都学我，我算是新式的，大脚，有文化。细叔（父亲的胞弟闻家驷，排行最小，家里称之为细叔，他的发妻，我们称为细娘）后来去外面读书，我还帮细娘给他写信。细娘连梳头都学我的如意头。婆婆也叫我给她梳头哩！”
　　婚庆这一天，引起冲击波的还有父亲提出的那三个条件，尤其是不跪拜那一条。这在乡间也是从未有过的。
　　母亲是第一个受惠者，她从心里感到高兴：“我脚冻了，痛得要命，就怕磕头，一听说不磕了，可把我解放了。”
　　受惠的自然不止一个人，母亲兴奋地告诉我：“这下可打破了传统，以后十四叔、十五叔，还有细叔，结婚时都不跪拜、不磕头，只行鞠躬礼了。”
　　显然，这一天给家族习俗带来的深远影响，是新郎和新娘以及抱守着传统礼教的祖父都没有料到的。
　　四
　　不同寻常的婚礼结束了。新人被送进了洞房。双亲不由从心底感到宽慰，终于在儿子出国前给他把婚事办了。但欣喜之余，又有些担心，生怕强扭的瓜不甜。
　　夜里，祖母把大儿媳叫来，让她悄悄去新房窗下听听，里面有没有说话声。嬷嬷轻轻来到窗前，只听见房里面有说有笑，她心里也笑了。回来禀告给婆婆，婆婆心中的一块石头这才算落了地。
　　洞房里确实是有说有笑。看来，新郎新娘彼此间的感觉是良好的。他们还忆起了幼时的那一次见面。父亲在母亲耳边问了那句：“你那时为什么事要跑走啊？”那一刻，他心中的愁云似乎已渐渐消散了。而这句轻柔的问语，一瞬间就像股细润的蜜流，深深渗入了新娘不安的心田，给她留下了回味终生的甜美。
　　花烛之夜是温暖亲切的。那份幸福永远是母亲心底的秘密，但她还是对我吐露过几丝：
　　“结婚是在冬天，还穿着皮袄，用铜炉。晚上睡觉，铜炉放在桌子上，忘了拿下来，外面闹房的叫：‘铜炉！铜炉还在桌上！’爸起来拿下来，外面又叫：‘拿走了，拿走了！’”
　　她脸上漾着甜蜜的笑容：“头两天是在屋里吃饭，小孩子们在外面偷看，看见爸给我夹菜，给我找手绢，他们都咯咯笑起来。”
　　父亲后来在《红豆》一诗中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当我告诉你们:
　　我曾在玉箫牙板，
　　一派悠扬的细乐里，
　　亲手掀起了伊的红盖帕；
　　我曾著着银烛，
　　一壁撷着伊的凤钗，
　　一壁在伊耳边问道：
　　‘认得我吗？’
　　朋友们啊!
　　当你们听我讲这些故事时，
　　我又在你们的笑容里，
　　认出了你们私心的艳羡。”
　　这些含着丝丝温情的诗句，绝不是诗人自我的幻象，他们正是当时洞房里的一幕真实写照。
　　五
　　蜜月生活是亲切融洽的。新娘内心那份不安已渐渐消失。新郎呢，他显然喜欢妻子的温柔纯朴、善良宽厚、贤惠和勤谨。尤其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她虽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封建妇道的影响，却有一颗不甘于现状、向往自由的心。面对清纯的妻，他心里充满复杂的感受，其中有对她的同情和怜爱，也有自身的苦涩与哀怨，更有一种同“命”相怜的酸楚，正如后来在《红豆》一诗中倾吐的那样：
　　我们弱者是鱼肉；
　　我们曾被求福者
　　重看了盛在笾豆里，
　　供在礼教底龛前。
　　我们多么荣耀啊！

　　你明白了吗？
　　我们是照着客们吃喜酒的
　　一对红蜡烛；
　　我们站在桌子的
　　两斜对角上，
　　悄悄地烧着我们的生命，
　　给他们凑热闹。
　　他们吃完了，
　　我们的生命也烧尽了。
　　新婚期间，父亲很少出门。整天坐在屋里看书、写文章。母亲说，那篇《蜜月著〈律诗底研究〉》就是此时脱稿的。但他也并未冷落新娘，抽空常和她在一起，教她读唐诗。那时母亲还像孩子一般天真，自然不会理解丈夫的以诗消愁的那份内心隐痛。不过对丈夫这种心灵上的关爱却感受极深，它比一般的问寒问暖更令她感动。
　　父亲从唐诗三百首中选出一些来讲给她听，教她吟诵，遇到生字时，还不厌其烦地教读、讲解。母亲婚前虽上过两年学堂，但大部分时间是在家中接受“闺门之教”，学的也主要是四书五经，唐诗虽学过一点，也都是古板地背诵，更从未有过像父亲这样真诚耐心的教师。她很快就进入了美妙的诗境，并常常乐而忘返。
　　那时，两个小姑——十四爷和十六爷(注2)常来玩耍，父亲总是热情地叫她们：“拿书来，拿书来，一起读。”于是两个妹妹也加入了这蜜月的诗国之旅。
　　父亲向来关心弟妹及后辈们的成长。每年暑假从清华回来，常爱把侄子们叫到一起，教他们唐诗，让他们作诗。谁做得好还有奖品。奖品是他自己用的笔、梳子之类的小东西。有一回竟拿出了自己的内衣。大家说：“你洗澡还得换啊！”他说：“那你先借给我，等我走时再还给你。”
　　蜜月里教诗，虽没有这样的风趣了，但他的兴致仍很高。三个姑娘跟随哥哥在诗境中留连，是她们最快乐的时光了。母亲多次谈起这段往事，总是那么神往。从她兴奋而幸福的眼神中，能清晰看到三个姑娘围坐在亲爱的兄长旁陶醉于诗境的神态，能清晰听到她们朗朗的诵读声和欢快的笑语声。那时刻，三张稚气未脱的面庞，映着冬阳的柔晖，一定显得格外光彩娇艳！
　　当年学的唐诗，母亲到晚年还能背诵。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住在地安门帽儿胡同时，文化生活随着改革开放逐渐复苏，我在胡同口的小书店里，排了半天的长龙队，买回来一套新出的唐诗选。全家人都很高兴。我曾要母亲告诉我，其中哪些是父亲当年教过她的，她随口就吟出了一些诗句：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
　　“更深月夜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纱窗。”
　　……
　　当晚，又在那两本诗选中夹上了许多纸条递给我，我数了数，有二十首之多。
　　1982年母亲八十大寿时，全家三代二十多口人围在一起为她祝寿、敬酒。不记得是哪个小孙子脱口背了一句：“葡萄美酒夜光杯。”却又想不起下句来了。母亲立时接了过去，“欲饮琵琶马上催……”这诗虽与祝寿场面不太相宜，但母亲诵诗，却为全桌增添了意外的惊喜和欢笑。
　　唐诗以外，她们也随父亲学了一些宋人诗词。宋代的诗人中，母亲记得最清楚的，就是陆放翁了。
　　那个年代，女孩子不让出大门，生活天地只有狭小的闺房。母亲说，十四爷整天坐在房中刺绣，一顿饭只吃一小碗。而诗的世界使三个姑娘增长了知识，拓展了视野，给她们单调枯燥的生活注入了无限乐趣和力量。三颗被禁锢的心灵从中得到了多少快乐和慰藉，又获得了多么难得的陶冶啊！母亲身上那特有的娴雅和雍容，应该说和长期生活在父亲身边，受到诗的熏陶是有关系的。而十六爷以后自己能写诗，更显然是得益于父亲的教读和影响了。
　　在读诗、论诗和教诗当中，蜜月生活过得别具意味。父亲自己也从中寻得了不少愉悦和慰藉。
　　——于父亲牺牲六十周年前夕
　　注2：老家兄弟姐妹均按大排行称呼，父亲的大妹、小妹，大排行十四、十六。按家乡习惯，我们称姑姑为爷。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生于湖北省浠水县，1912年入清华学校，1922年毕业留美，专攻美术。1925年归国，历任北京艺专、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七校教授及文学院长、中文系主任等职。闻一多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诗人、学者、民主斗士。早年热心于新诗的创作与理论研究，以《红烛》、《死水》两诗集及倡导新格律诗，开一代诗风。他创作的著名爱国诗篇《七子之歌》，在20世纪末澳门回归祖国时唱响中华大地。他的学术研究涉及上古文学、金文考古、诗经、楚辞、诸子百家、乐府、唐代文学等诸多领域。1946年7月15日，在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上发表了气壮山河的《最后一次演讲》，当日下午惨遭特务暗杀，壮烈殉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