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的父亲闻一多

    60年前，闻一多先生被国民党残忍杀害，全国激愤。闻一多先生是20世纪中国著名诗人、学者、民主斗士。他创作的著名爱国诗篇《七子之歌》，在20世纪末澳门回归祖国时唱响中华大地。为了纪念父亲，闻一多之子闻立雕和夫人杜春华出版了一本《闻一多图传》（湖北人民出版社），以亲身经历生动地叙述了闻一多先生不平凡的一生。8月28日，本报独家采访了78岁高龄的闻立雕先生，听他讲述他和父亲的故事———我们全家对青岛怀有无限的深情

    记者：闻一多先生曾于1930年到 1932年间在国立青岛大学任教，担任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现在中国海洋大学内的闻一多故居和雕像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能否谈一谈您记忆中的闻一多先生在青岛的一些轶事。您是否回过青岛，看过“一多楼”和雕像？

    闻立雕：父亲在青岛大学教书时我才 3～5岁，后来从别人的书或文章中知道父亲在青岛时期的一些轶事，但自己脑子里没有这方面的记忆。青岛是个美丽的城市，又是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城市，我们全家对它都怀有无限的深情。我先后去过两次，两次都去看了“一多楼”和雕像。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上世纪80年代，楼里乱糟糟的，好像还住着人家。第二次去，情况有些好转，门上上着锁，尽管进不去，我仍备感亲切，围着楼转了转，最后在雕像前留了个影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父亲为补贴家用深夜治印熬红双眼

    记者：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时期，在许多文人的回忆文章中都提到，闻一多先生生活清贫，家里孩子多，曾经靠治印补贴家用，对于那段生活，您记忆中是怎样的呢？

    闻立雕：不错，许多人都知道，抗战中后期闻一多家的生活的确是困难到了极点，他不得不拿起铁笔刻章治印以补贴家用。其实，到了父亲熬红双眼，在深夜里咯嘣、咯嘣地刻章治印时，我们家的日子已经度过了最低的低谷。真正最苦、最困难的是1941～1943年期间。那时候父亲的薪金领回来，十天半个月就用了个精光，剩下的日子全家人没米下锅，嗷嗷待哺。

    历来解决生活困难无非开源节流两种办法，就当时我们家来说，开源就是父亲千方百计去搞钱，例如预支薪金，寅吃卯粮；向朋友借；加强自己的劳动强度，到别的学校兼课，写文章挣点稿费，给人家做报告拿点车马费，甚至拿起多年不拿的画笔，给人画广告；这些办法还不行就卖衣物，家里一切可卖的东西全卖光，甚至父亲穿在身上的狐皮大衣也脱下来拿去卖（后来在母亲的坚持下取了回来），正在使用的书也卖了，父亲难过地说：“唉！教书人把自己心爱的书也卖了！”为此他心疼得一顿饭没吃好。

    节流，就是节省开支，其他一切生活支出都尽最大可能压缩，重点保肚子。穿的，一律不买新的，破了补，大孩子穿了小孩子穿；用的，不买书不买报，不看电影不看戏，不坐车靠两条腿，父亲每次进城讲课（当时因躲警报，住在乡下）来回三四十里，有车也不坐，硬是走去走回。重点保肚子也是只保证有最下等的红糙米，菜则是白菜、萝卜、豆腐渣之类的粗菜，十天八天看不到一点点肉渣子，把豆腐当肉吃，父亲还说这是白肉，营养价值大！有时甚至只有一碟咸盐，一块豆腐乳，几支干辣椒。

    类似的情况说来话长，不多说了。那时的情况，没有经过那一段历史的人，很难想象，很难体会，可我们这些老家伙却是很难忘的。

    父亲很少板面孔注重言传身教

    记者：后人对闻一多先生所熟知的是他作为诗人、学者、斗士的形象，对生活中的闻一多了解不多。在您的记忆中闻一多先生是个怎样的父亲呢？谈一段他在教育子女上令您难忘的事吧。

    闻立雕：我也料到人们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希望了解生活中的闻一多，我正在写这本书，已完成三分之一，希望将来有出版社愿意出版。

    说到教育子女，父亲是非常重视的，但他同朱熹、曾国藩不同，没有给我们规定若干要怎样怎样，不准怎样怎样的清规戒律，也很少板着面孔对我们进行训导。他对我们的教育既有言教又有身教，而言教身教又都是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例如，他要求我们每个孩子都要好好读书，而他自己只要没有别的事，放下碗筷就坐到书桌前，不是看书就是写东西，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受他的影响，我们自然也就形成了看书写字的习惯。再如，他要我们在家里帮助打扫卫生，而且要非常认真地去做每一件事，扫地，既不准扬起灰尘，又不准洒水。他亲自拿扫把，几乎是蹲着，轻轻地，一下一下向一个方向扫；擦煤油灯罩，他既要你擦干净，又不准在灯罩上留下手印。他坐下来，一只手上垫一块布，另一只手拿另一块布，先擦外后擦里，擦一擦举起来，对着阳光或灯光仔细看看，检查检查……这里面既有言教又有身教。

    父亲遇害时我不在身边

    记者：今年是闻一多先生遇害 60周年，您能回忆一下当时闻一多先生遇害时的情况吗？

    闻立雕：父亲遇害时我和弟弟已经于将近一个月前到了重庆，不在昆明，父亲遇害时的情况我不知道，是后来听母亲和哥哥告诉我的。不过我离开昆明前曾亲眼看到特务在大字墙报上污蔑父亲组织暗杀公司，是暗杀公司董事长，扬言要用 40万元收买闻一多的头等等谰言。我和弟弟在重庆是从报纸上看到父亲被刺的消息的，当时我们住在清华临时招待所里，早上我们去餐厅吃早饭，大家的目光都盯着我们俩，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位先生递给我一份报纸，我一看原来是父亲被刺逝世，哥哥身中五枪，伤势严重生死不明。弟弟顿时痛哭，我则气愤得咬牙切齿，流不出一滴眼泪，竟然从牙缝中迸出一句莫名其妙的话：“还不如把哥哥一起打死！”事后，我们连夜写了《谁杀死了我的爸爸？！》发表在重庆各报上，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控诉了国民党特务的暴行，后来又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追悼大会，弟弟在大会上发言严厉谴责了国民党，我们俩虽然没能在妈妈身边尽孝心，在重庆也算尽了一份做儿子的职责！

    记者：您和您的夫人杜春华共同写的《闻一多图传》和其他版本的闻一多传记相比，有什么特点？

    闻立雕：首先，我们的书主要是针对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读者写的，比较通俗，具有相当的故事性，读者面可能更广一些；同时，我们的书是一本图文并茂的书，近百幅照片可以大大增加读者的感性认识。

    其次，书中所述有相当一部分是我自己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而所引用的资料基本上也都是第一手的，具有较大的可靠性和史料价值。当然，受照片的限制，有些事情没有照片，文章也就没法去写，这可能是个遗憾。

本报记者　秦绪芳

    □采访侧记

    可敬的老人

    我采访的闻立雕先生是闻一多的次子，1928年出生，今年 78岁高龄。 78岁高龄的老人依然记忆清晰、声音响亮。记者两次打电话联系采访，都是闻老先生亲自接的电话，而且第二次凭声音就听出了记者。

    采用电子邮件采访是闻老先生自己选择的方式，让记者感到惊讶的是闻老先生能熟练操作电脑，接收邮件、发照片都很轻松，而且最让记者感动的是闻老先生对待采访的认真态度。接到邮件会给记者发来短信，发出邮件也会发来短信确认。

    在采访中，闻老先生告诉记者，父亲牺牲那年他 18岁，正在读高中。 1948年早春，他随母亲到晋冀鲁豫解放区，最初就读于北方大学文学系，不久转至位于河北省平山县的中央团校（第一期）学习。毕业后除有几年被调到中央统战部工作外，大多数时间在西北，先在陕西后在新疆，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和宣传工作，粉碎“四人帮”后回北京在中央宣传部任职，1989年离休。

    离休后，闻老先生开始撰写有关父亲的文章。闻老先生调侃到：“别无特长，只好利用身为闻一多之子这一优势来发挥余热，做点收集有关资料，介绍、研究和宣传闻一多事迹和精神的工作。有位学者曾经说闻一多是个富矿，可以开采不绝。老朽年近八旬，来日不会太多，余生将会挖山不止，直到走完人生道路。”

    闻老先生平时也很忙，在跟记者通话时，手头上正在写给浠水县委书记的回信，他们准备成立一个以闻一多的名字命名的职业技术学校，闻老先生在为这事给他们写回信。　　文／秦绪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