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的多面相：他是个更丰富的个体

　　我国的现代史是一部一言难尽的历史。它类似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但不同于文艺复兴的是，它比当时的欧洲多了一种政治的底色。它成也政治，用罗素的话说，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那种混乱的自由给了我们中国人充分发扬个性的天地；它败也政治，我国社会虽然出现了精彩的人物，但时代未必需要那些人物，用恩格斯的话说，那是一个不需要巨人却出现了巨人的时代，巨人们因此无一例外地成就了悲喜剧而已。康梁孙黄、陈胡鲁蔡……但很遗憾，时代不需要巨人，时代需要的是“力”，是组织，是政党，是意识形态。

　　今天人们对闻一多的理解是极为肤浅的。他是个诗人，是个学者，是个治学后期钻入故纸堆的人物，如此而已。这种贴标签的做法，甚至简单到称闻一多是一个爱国主义诗人，就觉得很对得起闻一多了。

　　实际上，闻一多是极为复杂的。除去他的爱国，除去他诗歌，他的关怀是极有个性的。这种个性甚至使他的爱国或诗篇大不同于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确实是一种巨人式的言行事功。举例而言，闻一多的诗给人的印象多是一团火，是一个拍案而起的学者，是一个敢于斗争的战士，“有一句话说出来就是祸，有一句话它点得着火”……但实际上，他也有大量温情的、婉约的诗篇，如“忘记她，就像忘记一朵花”。

　　对友谊，闻一多也是坚持了一种直道。上世纪40年代初，他对“天天骂民国、天天要民主、更要官做”的老同学罗隆基正言厉色地指责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有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

　　闻的热血、耿直似乎遮蔽了他的丰富，但实际上，透过他生活的一些细节，我们可以了解，他并不是一个传统文化中所谓的狂狷之士。他对人对事是有一种理性的态度的。据他的学生回忆，闻一多身穿黑色长袍昂然走进教室，先掏出烟盒向学生笑问：“哪位吸？”学生们笑而不接，他就自己点了一支，电灯光下烟雾缭绕，拖长声音念上一句：“痛-饮-酒，-熟- 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这才开始讲课。

　　闻是爱国的，但他的爱国又远不同于大而无当、华而不实的爱国。他的爱国是具体的，又是显得书生气的，然而在荡涤历史的尘埃之后，可以看到他的爱国更有责任性、更有理性。“九一八”之后，中共在苏共指令下发动“学生抗日爱国运动 ”。闻一多反对学生罢课，指斥所谓的学运积极分子，甚至要求学校开除他们的学籍。“职业”学生煽动发表“驱闻宣言”，直至谩骂他是“准法西斯主义者”。

　　闻一多说过：“秩序不在我的能力之内。”但是他对中国文化仍有秩序化的雄心。抗战初期，在西南联大教书时，闻一多治学刻苦，除上课外平日很少下楼，以至友人皆劝其“何妨一下楼呢”，结果得到“何妨一下楼斋主人”的雅号。作为学兼中西的诗人学者，闻一多的研究范围既广且专，研究门径则别开生面。他从唐诗开始做起，不断上溯，对《诗经》、《周易》、《楚辞》，远古神话和金文甲骨等都做了深入的研究。他后来重新为时代呐喊时自承：“近年来我在联大的圈子里声音喊得很大，慢慢我要向圈子外喊去，因为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

　　但他显然做了历史不自觉的文本。跟其他民族巨人一样，无论他们自己的才学识多高，东方大陆上的现代转型在集团性的力量面前更为势利。直到今天，人们在这种种集团性的力量面前，仍未能明认我们民族巨人们的功德。反而因“合群的自大”，借助于流行或集体性的评判机制，而低看了这些巨大的精神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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