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久霖何许人也？

　　中航油总裁陈久霖因年薪大约合人民币2350万元，被人誉为“打工皇帝”，后因亏损5.5亿美元而“皇冠落”地。

　　陈久霖，湖北黄冈人，曾被其母校黄冈高中的老师们称为“黄冈人的骄傲”。毕业于北大，学越南语。毕业后就职航空公司，后又获得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学历，曾以翻译身份参与一些项目谈判。1997年，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陈久霖率领一名助手奉命出任中国航油总裁，被派接手管理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在他的管理下，一举扭亏为盈。中国航油的净资产由1997年的16.8万美元(28万新元)猛增至2003年的1.28亿美元，增幅高达761倍。公司的经营业绩和管理机制被列为新加坡国立大学MBA课程教学案例。公司也曾获颁新加坡上市公司“最具透明度”企业，并被美国应用贸易系统(ATS)机构评选为亚太地区“最具独特性”、“成长最快”和“最有效率”的石油公司。 2003年10月，陈久霖被《世界经济论坛》评选为“亚洲经济新领袖”。

　　1961年10月20日，陈久霖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竹瓦镇宝龙村。父亲曾是公社书记，由于兄弟姐妹多，家境困难，陈久霖初中毕业就到一所小学担任代课老师，此后还做过农村干部。

　　这显然不是陈久霖想过的生活，他要改变这样的处境。于是在熟人的指点下，他打点行囊前往黄州中学，该中学是黄冈市的重点中学，其前身是1921年李四光的父亲李卓侯创立的黄冈县立初级中学，1963年秋正式定名为湖北省黄州中学。

　　作为湖北省黄州中学的毕业生，陈久霖一直是母校的骄傲。不管是校领导的讲话，还是学校的对外宣传材料，都会提到陈久霖。

　　“他当时是插班过来的。”和陈久霖同为黄州中学82届高三文科一班、现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工作的刘思源，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回忆到，陈久霖当时并没有跟其他同学一样就读过高一高二的课程，而是直接进入了高三的“英语加强班”。“因为只有初中的底子，陈久霖学外语好像就没有放下的时候，而且很好问，英语老师来了他不问几个问题决不罢休。”

　　卢祥福，就是带领当时陈久霖所在“英语加强班”的老师，这位原湖北黄州中学的副校长对记者说：“陈久霖是我手把手培养起来的，他高考时英语得了88分。”

　　陈久霖的父亲也提到了这位恩师，正是因为卢祥福当年破例让陈久霖到其带领的“英语加强班”插班，陈久霖的命运才得以改变。而陈久霖在填报院校时，曾征求卢祥福的意见，他当时给陈久霖的建议是：“报考北京大学越南语专业，这样录取的把握会大一些，但入校后英语要作为主业，毕竟越南语用的机会不多。”

　　也许这种“曲线救国”的建议深深暗合陈久霖内心的想法，陈久霖后来一直坚持这么去做。也正因为如此，陈久霖20多年来一直和卢祥福保持密切联系。

　　卢祥福告诉记者，陈久霖通常都会委托秘书将有关中航油(新加坡)和他的报道寄给他，最近寄来的一份报纸是2004年8月19日的《联合早报》，第32版刊登了两条有关陈久霖的消息：头条是“中航油已经3亿元收购新加坡石油股权”，另一条是陈久霖当选为第四届新加坡中资企业协会会长时所作的讲话。

　　借道北大越南语专业

　　1982年，陈久霖实现了自己的设想，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东语系，专业是越南语。这在当时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21岁的陈久霖成为村里有史以来第一个考上北京大学的学生。

　　记者通过北京大学档案馆和其他途径了解到，陈久霖所在的那个班一共是26人，目前大部分都在海外工作。当时读完这个专业需要5年，其中3年学习越南文，而5年都要学习英文。

　　陈久霖的北大同班同学、现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外交官胡锁锦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回忆说：“陈久霖英文不错，但是始终对越南语这个语言兴趣不大。”

　　与陈久霖高三同学一年的刘思源，毕业之后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与就读北大的陈久霖在北京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大学期间几乎每个礼拜都会见面。他也向记者证实：“从事越南语工作并不是陈久霖的追求，陈久霖只是通过这个途径进入北大，他最想做的一直是改变他的处境。”

　　两位同学印象中的陈久霖是：头发稀，话挺多，喜欢找人聊天，勤于联络老乡，但对政治缺乏兴趣。1980年代同学们的话题都离不开政治，他却显得很理性，也不怎么参加学生会这样的社团组织。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一位叫程抱全的人对陈久霖影响很大——当时陈喜欢交际，经常找一些年轻有为的人聊天。程抱全当时也只是一个年仅25岁的青年，原来只是黄冈地区财校的中专生，但通过自学经济理论并结合社会调查，终于在“质量经济学”研究方面做出显著贡献，1984年6月在英国布赖顿市召开的世界质量大会上，程抱全的《论关于用十种简易数学计算法考核企业质量的经济性》论文获得了大会普遍好评，1986年他被国家科委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他也因此成为一名经济师，担任了湖北黄冈地区经委副主任。

　　记者致电黄冈地区经委，对方告知程抱全离开已有十多年，目前在北京工作，但记者多方打听，其人在学界的音讯早已不被人所知。

　　1987年，陈久霖大学毕业后分配工作并不如意。“先是分到部队(总参)，他没去，后来到了民航也换了几个单位。”刘思源说，那个时候，陈久霖的处境无论与黄州中学其他考上大学的同学相比，还是与北大的同学相比，都是最差的。

　　“我们的同学那时都很困难，当时连棉袄都没得穿。”胡锁锦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小故事，1987年陈久霖返校重新分配的时候，胡锁锦还在北大研究生一年级，“天很冷，他跟我说能不能借件棉袄穿，我说我这棉袄还是政府援助的，最后很遗憾我没能借给他。再后来他就到民航去了。”

　　据了解，陈久霖先是进入国航做了一名翻译，还曾在《中国民航报》做过短暂的文字工作，后来辗转到一家中德合资企业——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最后才去了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其间，陈久霖还取得了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私法专业研究生学历。

　　据上述那家中德合资企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职员介绍，陈久霖做翻译期间，深得德方的好感，德方有意将陈久霖提升为科长，但中方坚持反对。这位职员透露，原因是中方领导“老是觉得陈久霖向着德方说话，有些事，德方还没反对，他先站出来反对了”。结果陈久霖升科长的事最终没有获得中方党委会的通过。

　　刘思源对此并不知情，但他说：“陈久霖到哪个地方肯定都不是混日子，他一直在等待机会改变自己的处境。”

　　有人说，如果用一个字概括陈久霖其人，就是：“狂”。从他的言行，从他的开始到现在都狂妄至极。造成这么严重的损失，要国家、要老百姓“埋单”，心上却没有一丁点的疚意，还口吐狂言。就骄狂心态上升到文化层面而言，这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国有企业中的“赌徒文化”在作怪。

　　而在刘思源看来，陈久霖的想法总是出人意料，但他总能善于利用周围的环境发挥到极致。当初插班黄州中学、借道北大越南语专业，后来在新加坡闯荡，都无不体现他身上那种“自食其力、自我管理和自我奋斗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