浠水八旬盲人写下奇迹 笔耕不辍200余万字

因战乱流离乡下，自小受鼓书熏染，与艺术结下不解之缘

11月14日，记者慕名来到浠水县离休老干部徐又俊的家中。

老人扶着椅背从书桌前站起，摸索着转身向门口慢慢移动，并循着我们的声音伸出手来和我们握手。

1921年7月，徐又俊出生在浠水南门一个原本殷实的家庭。那一年，正值南北军阀混战，双方在浠水一带发生激烈的争夺。一时间，浠水城内枪声不断，炮声隆隆。母亲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儿子随着惊恐万分的人群四处逃散。刚跑到一山脚下时，一发炮弹从身后袭来，在身旁不远处炸响，声震如雷。爆炸的气浪将母子二人掀出很远。母亲爬起后惊叫狂奔，竟忘记了摔落在地上的婴儿。等一口气跑回娘家，徐又俊的舅舅闻讯后大惊，赶紧沿来路一路找来，才在一棵树底下发现了他，幸而安然无恙，喜极而泣的舅舅于是用衣服将婴儿包裹而回。但徐又俊的母亲受此惊吓，不久便体虚抑郁而亡。

自幼丧母的徐又俊，随后便寄居乡下由祖母抚养。那时，常有说书先生走村串寨说唱鼓书，这于当时文化贫瘠的农村来说，是最可享受的文化娱乐了。因而每当有说书时，全村老少都会聚集一堂，共享鼓书乐趣。徐又俊的祖母常常抱着他去听书，那阵阵的鼓板声和嘶哑的说唱声，如同摇篮曲一般伴随他成长。

6岁时，徐又俊过继给了大伯家。巧的是，伯母也是个书迷，只要说书的鼓板一响，她立马会一手搬张椅子，一手牵着徐又俊赶去听书。从小耳濡目染，鼓书艺术已在徐又俊的心灵刻下深深的烙印。即使后来进私塾，迷上《三国》、《水浒》等古典小说，徐又俊对鼓书也依然情有独钟，县城茶馆、酒肆里的说书场，是他经常光顾的场所。

1935年，14岁的徐又俊考入位于武昌黄鹤楼下的省立第九中学。那时的大武汉，商贾云集，高楼林立，十里洋场般的灯红酒绿衬托着表面的繁荣。每逢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徐又俊不是去同学们常去的电影院和游乐场，而是独自跑到黄鹤楼上听书。当时武汉三镇是评书的天下，黄鹤楼上的黄兴铜像附近有不少评书场，天天有艺人在此扎堆说书，显得热闹非凡，吸引了不少游人。

最初他去听书时还曾闹出笑话。不懂规矩的他一到书场就冒失坐下，一段书说完，说书先生下场收钱，徐又俊囊中羞涩，顿时面红耳赤，忙向先生拱手：“惭愧，惭愧，下次补上。”谁知说书先生爽然一笑：“好说，好说，欢迎再来。”从此他与鼓书、评书和古典小说结缘，为日后的艺术创作积累了丰富的养料。

他到农村采风，村民央求说书，一连三天，村里像过年一样热闹

老人招呼我们坐下，满头的银丝在逼仄的窗棂透过的一丝光线里泛着光，成为他此时身上最生动的部分。

这是一套老式的两居室，住着老人和孙女两代家庭，显得破旧而拥挤。老人住的这间既是卧室又是书房。一张普通的棕床、一张颜色暗淡的写字台、一把老式的皮椅，靠墙的一截沙发以及墙角码放着一大堆书的竹书架，这就是房中全部的家当。应我们的要求，老人摸索着从书架摸出几本他写的书，奇怪的是，虽然他看不见，但却能准确地辨认书架的方位，并能从中精确地找到需要的书。多年生活在黑暗中，使他的听力、触觉和感知能力逐渐变得强大。

1949年，浠水解放了。刚刚大学毕业的徐又俊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报名参了军，成为一名文艺战士。那时候战事还没有完全结束。部队一方面要攻打盘踞在浠水兰溪、巴河一带的国民党残部，另一方面要到东北部的山区剿匪，任务十分繁重。在连队当文化干事的徐又俊，既做政治宣传，又给战士补习文化，还利用战斗间隙，到部队教战士们唱歌、表演自编的快板和鼓书，深受战士们的喜爱。

1951年，徐又俊从部队转业后，县委根据他的表现和专长，安排他当县文工团团长。为配合当时的形势，他除了组织演员排练一些大型节目外，还组织编排快板、渔鼓、道情、皮影戏等短小精悍、灵活多样的节目样式。他经常带团下农村演出，并在这个时期尝试创作了《蔡德华还乡》、《张天然的转变》等中篇鼓词。这些作品，后来大多在《湖北文艺》上发表。当时，他在整个县里已经小有名气。

上世纪60年代初，徐又俊调到浠水县文化馆工作。这期间，他结识了不少省、武汉市、黄冈和本县曲艺界的知名前辈和艺人，从中获益匪浅，他的艺术创作和表演也得到极大的提高。

有一年，徐又俊到农村采风，当地村民听说他会说书，便拉着他的手非请他说几段不可。望着村民渴望的目光，他欣然接受。当鼓板一响，村民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坐过来，他满腹的故事和唱词便行云流水般淌了出来，村民们听得像着了魔似的不肯放他离去。一连三天，村里像过年一样热闹。群众的朴素感情深深打动着他，他也从中感受到曲艺的魅力。

眼睛患了白内障，他拼命地赶写作品

老人的写字台上除了有部收录机外，还放着好几部小收音机，我们有些奇怪。老人有些得意地笑了：“我的收音机可多了，这不，桌子上、抽屉里、口袋里和床上到处都有。它是我的‘耳朵’。”老人像显露财富一样向我们展示他的那些“耳朵”。他的两样东西最多，笔和收音机。

老人的生活很有规律。早晨6时左右起床，然后让人搀扶着到县城的广场上散步或打太极拳。“别看我年纪大，但我不谈老，不想老，不服老。只要活一天，就要活得充实、自在。”长期的锻炼和乐观的态度，使老人得以保持健康的身体和敏捷的思维。在广场锻炼的另一个好处是，他能从人们的交谈中获得本地最新的各类信息。

吃完早饭，他紧张的写作便开始了。

1980年，徐又俊离休了，但他仍留在文化馆发挥余热。不久，他创作出了全省第一部以反特为题材的长篇鼓词《梅花案》，该作品后来在省、地区曲艺汇演中获得优秀创作奖和演出奖。接着，他又创作出了长篇鼓词《红娘子》、中篇鼓书《智夺电台》和《一百零一刀》。同时，他还对一些传统大书进行整理改编。

1982年底，徐又俊到武汉参加省曲协举办的年会。那时，他的眼疾已非常严重，经武汉市三医院眼科检查，确认为白内障。怎么办？他的心头涌起一丝忧虑，此时，他的一部以许世友将军的传奇故事为蓝本的长篇评书《武林星火》正在创作中。

带着巨大的压力，徐又俊从省城回来后就投入到紧张的创作中，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写到凌晨左右，就连除夕夜也不例外。就这样拼命地写呀赶呀，终于在1983年正月初十这天完成了初稿。徐又俊仿佛是卸下了一副千斤重担，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和欢快。

双目失明，给儿子写了封无字的书信

“这是我眼睛失明后写的第一部书。”老人从书堆中准确拣出一本名为《异国恶梦》的书。这些书他不知道摩挲过多少回，以至于书的形状和厚薄他都了然于胸。

这是一部长篇纪实小说，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反映的是淮海战役后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败逃到越南后，落入法国占领军集中营惨遭蹂躏的非人生活。老人告诉我们，这本书出版后他得到的稿费仅仅就是1000本书。

“后来，这本书还被盗版了呢。”盗版书名为《越南集中营》，书名和装帧更加考究，因而很畅销。但徐又俊本人却对此一无所知。后来，那家出版社向他补寄了1000元稿费，事情也就此了结。老人对钱看得很淡。但他为写书付出了多少艰辛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

1983年正月十二那天，徐又俊正在伏案写作，突然眼里似一股黄烟翻起，眼前顿时一片漆黑。他不停地睁着眼睛，可眼睛就像蒙上了一层纱，总也抹不去。周围的一切变得模糊不清。天啦！白内障这个凶狠的恶魔终于施威了。徐又俊顿时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困兽，急得在屋里团团乱转，脑子痛得像炸开一般，眼泪止不住地往外直流。

痛苦、悲伤、忧心、失望。各种情绪像一团乱麻死死缠住了他，把他的心揪得紧紧的。一连三天，徐又俊卧倒在床，却又翻来覆去难以入眠，人一下瘦削、苍老了许多。“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他反复叨念着杜甫《蜀相》中的诗句，一股苍凉悲怆的感觉袭上心头。

但他很快又想到了保尔·柯察金、吴运铎和张海迪等一批身残志坚的英雄人物，他们不也是在身有残障的情况下继续顽强工作，为社会作出贡献的吗？自己双目虽残，但智力未衰，身体尚健，怎么就这样灰心丧气、一蹶不振呢？

抖擞精神，徐又俊重新摸到写字台前，开始与病魔较量。

他抽出钢笔，试着在纸上写字，当他写完一页，拿给老伴看时，老伴扑哧一笑：“老头子，你写的这哪里是字，简直就是一块豆腐渣。”原来，由于眼睛看不见，笔尖时侧时仰，加上辨不出方位，写出来的字不是缺了胳膊就是少了腿，完全不成字形。他又改用铅笔写，但仍然是字压字，行叠行，无法辨认。看来，首先得解决行距和字距问题。

他先从农村插秧有规律的劳作中得到启发。他右手握笔，手肘紧贴纸上，像插秧一样有节奏、有规律地写一个字退后一格，还真写得像回事。

他高兴极了，提笔就给儿子写了双目失明后的第一封亲笔信。但没过几天，儿子回信问：“爸爸，你寄来的是一张无字的天书，不知道家里有何事情，真叫儿着急。”原来他在削铅笔时把笔芯削掉了，写信时丝毫没有察觉，结果写出的是一张白纸。这件事让家里人偷笑了好久。

他由此得到启示：战胜困难不仅需要勇气和毅力，还需要细心。他又想到会计在抄账目时，为防止看错行，就用一把长尺压在账本上，抄一行，移一行。于是他也如法炮制，终于解决了行叠行的问题。这样坚持了一年多，虽然书写得较为齐整，但速度很慢，像蜗牛爬行一样。就又想到一个方法，叫家人找来一块三夹板，锯成八开纸张大小，再在夹板上挖出一行行的空格，就成了特制的“书写槽”。他把夹板固定在纸上，按“槽”书写，果然又快又好。

解决了书写问题，他还要攻克改稿和搜集、查阅资料等“拦路虎”。由于无法像正常人那样边写边修改，他写作时从字词句到篇章结构都要事先斟酌，打好腹稿，再一气呵成写出来。至于改稿，都是让家人念稿子给他听，听到哪里需要修改，就让家人帮着改。后来，家里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他就买了台录音机，写完稿后就叫人读一遍录下来，改的时候再放录音，这样录了改，改了再录，直到满意为止。收集资料也是用的这种办法。

就这样寒来暑往，一晃20多年过去了。他先后创作并出版了长篇纪实小说《异国恶梦》、长篇历史小说《剃发恨》、长篇评书《武林星火》、曲艺研究专著《黄孝大鼓说词艺术研究》、《黄孝大鼓唱词艺术研究》、《黄孝鼓书艺术研究》、史料研究《老浠城》（1、2辑）等著作共计200余万字。其中，《黄孝鼓书艺术研究》一书把旧社会视为“叫花子文艺”的民间曲种黄孝鼓书作为研究对象，从走访艺人到搜集资料花费10年时间，最后写作用时3年，到1997年成稿。此书出版后得到刘兰芳、单田芳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的好评，刘兰芳特地打电话称赞他“为曲艺界办了件大好事”，并将其新作《五凤朝阳刀》寄赠给他。省内某艺术学校把这本书作为教材使用。

“我后面还有很多要写的呢。”老人兴致勃勃地对我们说。